昭和17年(民國31年.1942)，日本帝國陸軍九四式水壺（附帆布攜行帶與「深田」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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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 Imperial Japanese Army Type 94 Canteen with Canvas Harness and "Fukata" Markings
昭和17年(民國31年.1942)，日本帝國陸軍九四式水壺（附帆布攜行帶與「深田」印記）《Black Water Museum Collections | 黑水博物館館藏》
1. 基本資料
文物名稱： 昭和17年(民國31年.1942)，日本帝國陸軍九四式水壺（附帆布攜行帶與「深田」印記）
英文名稱： 1942 Imperial Japanese Army Type 94 Canteen with Canvas Harness and "Fukata" Markings
製造年份： 昭和17年(民國31年.1942)製造 / 昭和18年(民國32年.1943)驗收配發
製造單位： 鋁件代工廠 nsa 製造 / 大阪陸軍造兵廠 檢驗配發
生產國家： 日本帝國 (Empire of Japan)
館藏單位： 黑水博物館 (Black Water Museum)
2. 藏品說明
本件藏品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帝國陸軍配發之標準單兵野戰飲水裝備。水壺主體由十字交叉的卡其色棉帆布帶緊密包覆，並帶有可調節肩背帶。壺身外層塗有日軍軍需品經典的「國防色（棕褐色）」防鏽烤漆，漆面帶有使用刮痕與底部邊緣的剝落現象，露出底層的鋁金屬原色。
此文物最具獨特性的特徵在於其擁有極為罕見的「三重個人化印記」。在水壺正面的金屬漆面上，帶有用利器手工刻劃的日文片假名「フカタ」（Fukata，姓氏「深田」）；同時，在帆布背帶上發現以棉線手工縫製的相同名字；而在水壺底部的金屬面上，同樣手工刻劃了第三處「フカタ」字樣。
此外，透過影像強化技術，底部右側除了可見官方檢驗印「鹿野」之外，更發現了一個極具考證價值的長方形官方驗收印，框內採三行直書：右列為「大阪」（阪字為當時慣用之簡寫）、中列為數字「18」、左列為「昭和」。這證明了該裝備的配發驗收時間點。整體狀態呈現服役後的自然耗損，但極易佚失的原配金屬頂蓋與內部木質塞體依然保存完好，蘊藏的歷史訊息極為豐富。
3. 技術規格
主體材質： 鋁合金（一體成型沖壓）
表面處理： 國防色（土褐色/棕褐色）防鏽烤漆
攜具材質： 棉帆布（Webbing）、鐵/銅合金（日字調節扣環）
壺口與壺蓋： 無螺紋平滑加厚壺口。保留原裝金屬頂蓋與軟木塞體。塞體帶有明顯的老化與孔洞痕跡，其底部保有原裝的金屬加固墊片（防止木質受潮膨脹碎裂的原始設計）。頂蓋設有防遺失扣環，並以帆布繩與主背帶相連。
底部銘文： 1. 主出廠鋼印： 大阪兵工廠標誌（圓圈內含方塊）、「nsa」代工廠徽，以及「昭 十七」生產年份（昭和17年(民國31年.1942)）。 2. 官方驗收鋼印： 長方形框印，內文為「大阪 / 18 / 昭和」（代表昭和18年(民國32年.1943)正式驗收入庫），以及右側的「鹿野」品管檢驗印。 3. 手工刻劃： 士兵個人印記「フカタ」字樣。
器物形制： 扁橢圓形平底結構（符合人體工學，貼合腰臀曲線以減少晃動）
標準容量： 約 1 公升（1000 cc）
保存狀況： 結構與配件完整（帆布散邊，金屬扣件鏽蝕，漆面局部剝落，木塞呈現歲月痕跡）
4. 發展歷史
九四式水壺（九四式水筒）正式定型於昭和9年(民國23年.1934)（日本皇紀2594年），是二戰期間日本帝國陸軍產量最大、裝備最普及的水壺型號，廣泛配發於中國戰場與太平洋戰區。在九四式之前，日本帝國陸軍曾使用過玻璃內膽或早期的鋁製水壺，但九四式憑藉著輕量化、耐用且易於大規模生產的優勢成為主力。
在其服役歷程中，攜行具的材質反映了戰爭局勢的演變。早期的九四式水壺多配備高品質的牛皮繫帶；然而，隨著戰事全面擴大與戰略物資（尤其是皮革）的嚴重緊缺，軍方開始大量改用如本藏品所示的「棉帆布」材質來製作水壺背帶。這件生產於昭和17年(民國31年.1942)的藏品，正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後勤物資走向簡化生產的重要實物證據。
5. 製造商沿革
二戰期間，日軍軍需品主要由日本帝國陸軍治下的各大「造兵廠」進行統籌生產。這些兵工廠將龐大的訂單發包給民間的鋁製品工廠與紡織廠代工，最後再由軍方檢驗合格後統一配發部隊。
本藏品底部帶有極為清晰且完整的官方生產與驗收履歷，展示了二戰日軍嚴密的後勤品管程序。左側的主鋼印標明其由民間代工廠「nsa」於昭和17年(民國31年.1942)製造；而右側的長方形「大阪 18 昭和」驗收章與「鹿野」檢印，則確認該水壺本體在製造完成後，於隔年昭和18年(民國32年.1943)才正式通過大阪兵工廠的檢驗並納入軍方補給體系。如此完整的「製造與驗收時間差」紀錄，是研究二戰日本軍需工業後勤調度極佳的實物樣本。
6. 藏品價值
本件「九四式水壺」具備極高的軍事人類學與微觀歷史研究價值。多數留存至今的軍需品往往是毫無生氣的標準化量產物，但本藏品卻因為清晰的官方與個人印記，被賦予了極為鮮活的生命史。
完整的底部沖壓銘文（完美呈現了 昭和17年(民國31年.1942)生產 / 昭和18年(民國32年.1943)驗收 的歷史軌跡），為這件文物提供了無可辯駁的斷代標準與生產路徑。更珍貴的是，「フカタ（Fukata）」先生在壺身正面、底部以及帆布帶上留下的「三重防護標記」。在物資極度匱乏、裝備容易混淆或遭竊的殘酷戰地環境中，這種再三確認所有權的防護行為，深刻反映了基層士兵對賴以維生的飲水裝備的極度珍視。
此外，關於使用者姓氏「深田」（フカタ）的歷史考究，更為此文物增添了深厚的文化底蘊。根據日本姓氏學研究，「深田」一姓歷史悠久，源自上野、信濃、伊勢、筑前等地的「深田鄉」，其氏族分佈廣泛且多出名門。例如：代代擔任筑前國宗像大社神職的深田氏、曾於元弘之亂（1332年）擁立後醍醐天皇的伯耆國名族（包含尼子十勇士之一的深田泥之助）、出過著名天文學家與儒學者的尾張藩深田氏，以及曾隨名將加藤嘉明征戰大阪之役並立足於會津的武士家族等。雖然這位參與二戰的無名士兵「深田」之具體家系已難以追溯，但這個承載著日本各地深厚歷史記憶的姓氏，與這件水壺一同被永遠銘刻在了大時代的洪流中。
最後，本件藏品不僅帆布帶與防遺失繩未經現代替換，其極易腐朽佚失的內部木質塞體與底部加固金屬墊片亦奇蹟般地完整保留。它不僅是一件具備完整官方履歷的後勤裝備標本，更是一段無名士兵戰爭記憶的具象化載體，對於充實黑水博物館的戰史教育展示，具有極高的「原貌復原」說服力與不可替代的實物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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