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Richard Goldstein July 29, 2014
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在廣島上空投下原子彈的B-29超級堡壘轟炸機「伊諾拉˙蓋」號，其最後一名在世的機組人員—領航員“荷蘭仔”席奧多˙范柯克，星期一(28日)於喬治亞州石頭山的家中過世，享壽93歲。
他的兒子湯馬斯證實了父親的死訊。
1945年(民國34年)8月6日破曉之前，由小提貝茲上校駕駛、共搭載12名機組人員的「伊諾拉˙蓋」號，從馬里亞納群島(Mariana Islands)的Tinian機場起飛，機上攜帶了由龐大的「曼哈頓計畫」裡所秘密製造出來的鈾原子彈。
范柯克上尉在提貝茲上校座位背後的小桌子上，把航空圖給展開來。他就在炸彈艙上方的長廊盡頭處，利用手持的六分儀和窗外的星辰，來決定飛機的航向是否正確。
當太陽升起之時，「伊諾拉˙蓋」號正好抵達硫磺島，然後開始爬升到31,000英呎高度。日本時間上午8點15分，飛機抵達廣島，該城市人口約25萬人，是極重要的陸軍總部之一。
投彈手費瑞比少校說，「我看到了!」宣布「伊諾拉˙蓋」號已經在投彈瞄準點—T字形的相生橋—的上空；同樣也對廣島各個地標物非常熟悉的范柯克上尉，倚著費瑞比少校的肩膀確認無誤。在飛行6個半小時之後，他高超的領航技巧終於順利將「伊諾拉˙蓋」號帶到了目標位置，只比預定時間慢了幾秒鐘。
費瑞比少校按下投彈桿，43秒之後，世人熟知的「小男孩(Little Boy)」在海平面1,890英呎處爆炸，轟然而成一座核子地獄，造成幾十萬人的直接及間接死亡，廣島則成一片焦土殘垣。
提貝茲上校採取了俯衝轉彎來避免爆炸作用的影響，不過「伊諾拉˙蓋」號還是被好幾次的衝擊波影響到，范柯克先生形容一陣強光就像是攝影師的閃光燈泡一樣，吞噬了整個機艙。
「飛機騰空跳了一下，同時好像聽到金屬板斷裂的聲音，」范柯克在空襲廣島50周年時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說道，「在第二次的衝擊波過後不久，我們轉到可以瞧見廣島的方向，它完全籠罩在爆炸所形成的蕈狀雲裡。」
他補充說，「整座城市都被煙霧、灰燼和泥土所覆蓋，我形容它就像是一個盛著黑色滾燙瀝青的鍋子，你可以看見城市邊緣還有些地方正在燃燒著。」
范柯克回憶當時的感覺是「如釋重負」。
「即使當時還在高空之上，而且世人完全不曉得到底發生甚麼事了，你心裡就是有一種戰爭已經或者即將結束了的感覺。」他在鮑伯˙格林尼(Bob Greene)2000年(民國89年)出版的《Duty: A Father,His Son, and the Man Who Won the War》書裡這麼說道。
就在即將下午3點之際，機組人員平安返抵Tinian機場並獲得「畢生以來在單一場合裡，最多將軍們列隊」的歡迎，范柯克這麼說道。
3天之後，另一架B-29轟炸機在長崎投下了鈽原子彈。8月15日，日本投降，二次世界大戰宣告結束。
席奧多˙范柯克—大家都叫他「荷蘭仔」—出生於賓夕法尼亞州的諾森伯蘭(Northumberland)地方。他曾就讀瑟斯魁翰納大學(Susquehanna College)一年，然後於1941年(民國30年)10月加入陸軍航空隊。
1942年，隸屬派駐英國第八航空軍的提貝茲上校，挑選了范柯克上尉及費瑞比少校擔任機組人員。他們的B-17飛行堡壘轟炸機「紅精靈」，於第97轟炸大隊的任務裡擔任長機；並且在準備進攻北非之前，載運艾森豪將軍前往直布羅陀。
在歐洲及北非執行58次任務之後，范柯克上尉回到美國接受領航訓練。當提貝茲上校被選為1944年(民國33年)在猶他州聯訓為投送原子彈、擁有1,800名飛行員的第509混合飛行大隊長時，他同時也帶上了范柯克上尉及費瑞比少校隨行，這次他們使用的是最新研製的B-29轟炸機。
當2005年(民國94年)接受時代雜誌訪問時，范柯克回憶關於提貝茲上校，「他告訴我說，『我們將要去執行某個任務，但現在不能告訴你；不過要是我們成功的話，將會結束戰爭，或是大大提前戰爭結束的時程。』那時我心裡想著，『是啊，老哥，我聽多了這種話!』」
1945年(民國34年)夏天，第509混合飛行大隊在Tinian島進行了最後一次的訓練，接著杜魯門總統便下令原子彈的投擲任務。
范柯克於1946年(民國35年)以少校軍銜退役，並獲頒銀星勳章及傑出飛行十字勳章。之後，他取得了巴克內爾大學的化學工程學士及碩士學位，並在杜邦公司擔任行銷主管。
除了湯馬斯(Thomas)外，范柯克另外還有一個兒子賴瑞(Larry)；兩個女兒薇琪˙崔普雷特(Vicki Triplett)跟喬安˙苟鐵莉(Joanne Gotelli)，七名孫子和兩名曾孫。
在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彈的機組人員被美國人民視為終結戰爭的救星，但許多年來，核子戰爭的道德爭論及對日投彈的必要性一直被質疑。
范柯克和其同伴們堅定地為原子彈轟炸進行辯護。
「我們對抗的是人稱從不投降、也不接受失敗的敵人，」他說，「實在很難在同一個句子裡來談論道德與戰爭。」
他接著說道，「轟炸考文垂(英國地名Coventry)有道德可言嗎?轟炸德瑞斯登(東德地名Dresden) 有道德可言嗎?巴丹死亡行軍或是南京大屠殺，還是轟炸珍珠港有道德可言嗎?我相信的是，當在戰爭之時，一個國家必須要有果斷的勇氣，設法在犧牲最少的生命下來贏取戰爭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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