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的要角：蔣介石的侍從室與戰時中國 作者：張瑞德
作者：張瑞德
出版社：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8年4月初版二刷
語言：正體中文
ISBN：9789570531176
規格：平裝/488頁/普通級/單色印刷/初版
出版地：臺灣
作者簡介
張瑞德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史丹佛大學東亞研究所訪問學者、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訪問學者、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訪問學者、東京大學外國人客員研員等。現任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主要著作包括專書：《平漢鐵路與華北的經濟發展，1905～1937》、《中國近代鐵路事業管理的研究──政治層面的分析，1876～1937》、《抗戰時期的國軍人事》、《抗日戰爭與戰時體制》（合著）及論文集《山河動：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的軍隊戰力》。
內容簡介
★ 中國抗日戰爭與國共內戰時期，國民政府軍政史上的重要一頁。
★ 揭露蔣介石「侍從室」的神祕面紗，還原歷史真相。
★ 國府權力最高核心組織，如何影響現代中國歷史。
隱身在蔣介石政權背後的智囊團，
是戰時國民政府軍事、政治最忠實的執行者。
國民政府在日本侵華時期，蔣介石所直接掌握的「侍從室」組織，是否為當時的最高政治中心？本書從侍從室的人員、組織及功能各方面的研究，帶你一窺隱身在蔣介石背後的核心幕僚。
▍戰時中國的最高統治者，如何組建他的權力分身「侍從室」，指揮調度中國的政治、軍事與外交？
本書從侍從官的起源、發展與實際運作，揭露二戰期間國民政府不為人知的一面，從這個神祕組織瞭解蔣介石軍政統治的手段、性格及特色。更深入瞭解他如何創建自己的權力分身，有效發揮其統治力量，讓侍從室的觸角深入軍事、政治及外交各個層面，協助他治理中國。
▍瞭解蔣介石國民政府黨政、軍政面貌的最佳途徑
戰時中國，在戰場上的變化、張力與衝突，呈現了敵我雙方在軍事上的國力、謀劃及指揮作戰的實力；除了砲火相攻的實際戰場，在軍事及政治的隱形戰場上，有一群文武官於後方運籌帷幄，鋪設好各種計畫，在各方面影響戰事、政局，甚至界局勢的發展。
▍侍從室的重要角色及作用──如何監督國民政府的情報機構「軍統」與「中統」？
蔣介石極度重視情報機構的功能，除了軍統、中統提供的情報，對於如何正確取得、分析及運用情報，並解決各情報機關之間的溝通與協調問題，蔣介石利用侍從室第六組，達成了這些目標。
侍從室同仁（1944年12月於重慶）
左二 陶希聖
左一 羅時實
右三 蕭贊育
左二 蕭自誠
後排右一 唐縱
左二 陳果夫
左一 俞濟時
中 張治中
右二 錢大鈞
右一 陳布雷
目錄
楔子
第一章 前身
成立經過與組織架構
實際運作
重要設計成果
績效評估
第二章 鳳凰池
來源
任用過程
專業能力與紀律
幾種幕僚典型
心態分析
流出
第三章 情報
侍從室第六組的組成
情報的取得、分析與運用
情報機構的管理與考核
對各情報機構的聯繫
對黨政官員的監察工作
第四章 黨政
為黨國考察及選拔人才
五五憲草的審議
西安事變時的危機處理
1944年度政府總預算編製疏失案之調查
六全大會政綱的研擬
戰後受降與接收的規劃
理論與政策的研究
第五章 軍事
侍從室與軍令系統
侍從室與軍政系統
侍從室的秘密軍事行動
中美聯合參謀會報與中美軍事交流
第六章 外交
國際問題研究
外交決策
中日秘密外交
參與韓國獨立運動
出席國際會議
第七章 宣傳
文稿撰擬
《中國之命運》
指導官方媒體
創辦藝文研究會
連絡與扶持《大公報》
無力扭轉負面形象
第八章 手令
手令制度的運作
對手令制度的各種批評
蔣介石好發手令的原因(一)
蔣介石好發手令的原因(二)
手令制度的影響
第九章 「特使」
臨危受命
招兵買馬
身手不凡
中英競逐
壯志未酬
國民大會
軟硬兼施
無法突破
第十章 成敗
徵引書目
人名索引
後 記
摘錄
第二章 鳳凰池
1935年初秋，居亦僑喜出望外的接到了侍從室的通知，說他的報告已呈委員長批准，獲任命為中校侍從副官，囑儘快前往報到。
居亦僑，江蘇吳縣人，1906年生，東南大學商科肄業，黃埔軍校第六期步科畢業，曾任國民革命軍第三師、第九師營長、副團長、團長等職。居在第九師任副團長時，團長項傳遠、師長李延年均為黃埔一期畢業生。1934年，項傳遠被蔣介石選為侍一處上校侍從室副官兼任第一組組長，李延年便任命居亦僑為代理團長，接替項傳遠的職務。當居得知項被蔣賞識，並可外調提升的消息後，對於這個被大家視為「鳳凰池」的機構，頗為嚮往。他將此想法告訴了他的師長李延年。
李當時正好得知自己即將升任軍長的消息，唯恐項有朝一日調離侍從室，自己將失去內侍耳目，因此也希望再有一個熟人在蔣左右，有事仍可先得風聲。1935年3月，李延年趁在南京參加軍事會議的機會，和項傳達商量，設法讓居進入侍從室。項告訴李：「在侍從室沒有自由，沒有休假，一接到任務，朝夕不分，非常辛苦。不知居亦僑願意否？要進入內侍，辦法倒是有一個，那就是找我一個一期同學蕭贊育談談，他在蔣介石身邊擔任侍從秘書，專管黃埔同學進退升降之事，同時審閱軍統機要文件摘要的簽擬匯報，找他試試，看看怎麼樣？」過後，李延年和項傳遠一起來到蕭贊育家中，同學久別重逢，暢敘舊誼，十分投機。接著李延年和項傳遠便談起保荐居亦僑入侍從室的事。此時正值侍從室成立不久，需要人手，蕭贊育即表示可讓居自己先打個報告，由蕭上報候批。
居亦僑終於接到了侍從室的報到通知。他於是在一個秋色斑斕的早晨來到南京。29歲的他，穿著一身嶄新的草綠色呢軍服，斜背著軍帶，腰間佩帶刻有「軍人魂」字樣的短劍，腳穿一雙烏黑雪亮的皮鞋，提前了半小時到達蔣介石官邸的接待室，懷著欣喜和激動的心情等後接見。居亦僑環顧四周，看件客廳正中牆上掛著一張大照片，照片中孫中山坐在藤椅上，而佩帶指揮刀全副武裝的蔣介石，則站在孫中山的右側。
蔣介石公館坐落在中央軍校校園內，是一幢紅磚紅瓦的兩層樓洋房，四周綠樹成蔭，露出洋房的紅色屋頂。
忽然，侍從室第一處第一組（主管總務）上校組長項傳遠走進接待室，對他的舊屬居亦僑說：「亦僑弟，先生傳見。」居一驚，立即站起身來。項傳遠告訴居亦僑，他的同事侍從秘書蕭贊育已將居的簡歷給蔣看過，並說明居出身黃埔六期，和項原屬同一個團，還是個大學生，蔣遂命擇期傳見。項簡短的說完後，即進門通報，居則原地站定。
不多久，門口又傳出項傳遠的招呼聲：「居亦僑，請進。」居精神一振，步入蔣介石的辦公事，摘下軍帽，屏息立正敬禮，說：「報告校長，學生居亦僑前來報到！」
蔣介石辦公室的東、南壁是鏤花窗，窗前掛著綢簾；西北壁掛著軍事地圖，地圖上插著紅、白、黃三色的三角小旗。蔣介石穿著灰色嗶嘰中山裝，右手握著一支紅藍鉛筆，坐在一張碩大的寫字台前批閱公文。聽到報告聲，他抬起頭來，微微頷首，臉上露出一絲笑容，兩眼射出威嚴的目光，親切的對我說：「坐下說，不必講禮節，你坐下談。」
居亦僑在部隊裏聽說過，黃埔軍校出身的軍官，見校長時都不就坐，即使是陳誠就坐時，也是挺直胸脯，只用一半屁股坐在椅子上。他於是只走上幾步，不敢就坐，畢恭畢敬地挺直胸脯，站在桌旁。
蔣介石接著看了一下居亦僑的履歷資料，問了幾個問題，包括入伍時團長是誰？怎樣離開黃埔軍校的？畢業後分發到甚麼部隊？等等，居都小心回答。
「好！你到侍從室來很好，在這裏做事要細心，接待外客要有禮貌，同時也要聽主任、侍衛長的吩咐，有不懂的事情，多問問侍衛長和老的侍從副官。」
「是！」居亦僑響亮地答道。
「項副官，你領他到林主任那裏去報到，給他添個人手。」居亦僑隨即敬禮告退，跟隨項傳遠走到侍一處主任林蔚的辦公室。林蔚簡單的問了居亦僑的情況後，鄭重地說：「這裏工作要比部隊忙一點。我提醒你一句，同外人少接觸，最好是不接觸，這點你要加倍注意。不熟的地方，可多問問。」「你就在第一組工作，工作分早晚兩班，你聽他的安排。」林蔚指著項傳遠對居亦僑說。
簡短的談話結束後，居亦僑就住進了距蔣介石官邸不遠的侍從副官寢室。寢室裏陳設簡單，四張木床兩張桌子。當天居亦僑就領到一本藍色封面的「侍從日記」，要求每天把自己的行動、做事、看書，閱報等情況都扼要記下。侍從日記每逢年終換新，從主任到衛士人手一冊，放在枕頭下面。蔣介石有時來到寢室，也會翻開枕頭，看看侍從日記。從這天起，居亦僑就開始了他的侍從生活。
事隔八十多年，我們今天之所以能對居亦僑進入侍從室服務的經過，有如此巨細無靡的瞭解，完全是由於他晚年曾接受口述歷史訪問，原汁原味的保存了當時的實況，至於侍從室其他工作人員所留下的史料，則十分殘缺不全，經過廣泛的收集與整理，我們得以對侍從室人員的全貌，有一粗淺的認識。
來源
侍從室人員的來源，共有以下數種：
第一，分發。陸軍大學為國軍軍事最高學府，畢業學員自然受到各單位重視。每年畢業前，侍從室、軍事委員會、軍令部、軍政部、各戰區長官、各軍師長，均紛紛致電陸大，要求分派畢業學員，侍從室自然也不例外。蔣介石為了提高侍從室參謀人員的素質，自侍從室成立起，即逐漸挑選陸大各期畢業學員入室服務，並將侍從室原有的少數參謀人員也陸續送入陸大深造。至抗戰中、後期，侍二組的參謀人員，幾乎全是出身陸大，只有少數英、美留學生擔任外事、翻譯或轉派侍從武官等項工作。
1942年，蔣介石為了培養黨政軍高級幹部，除了於中央訓練團增設黨政高級班，又於重慶復興關創立國防研究院。該院由蔣介石兼任院長，王東原任主任，學員係從陸軍大學畢業學員及海外留學生中，遴選43人調訓，為期一年，結業後大多以駐外武官名義派赴世界各國考察一年，也有3名係直接分發至侍從室服務。該院辦理一期後即由於國共內戰開始而停辦。
至於侍從室內負責警衛工作的官兵，主要來源則為分發與招考。例如1933年8月，蔣介石於侍從室下增設警衛與偵查兩股，偵查股後改為特務股，其股員稱為特務員，與侍一組的特務員名同而實異。每股各設股長一員，股員10員，擔任警衛及情報收集工作，其人選由軍統局擇優撥充。此一編組即為日後侍衛室警衛組的前身。至於基層的衛士，則常是公開招考而來。如追隨服務蔣介石逾半世紀的王祥法，即是於1941年在浙江投考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衛士隊獲錄取，離開奉化老家，趕至寧波入伍，經過半年始輾轉抵達重慶，進駐中樑山接受入伍教育，編入國民政府警衛團第一營第一連，後又獲選送遵義步兵學校受訓，結業後奉調派蔣介石桂林行館服務，自此展開其衛士生涯。
第二，蔣介石親自挑選。
（一）蔣的鄉親故舊及他們的子弟。侍從室中與蔣有血緣關係者，大多為侍衛。侍從室第三組主管警衛和安全，成員多為蔣的鄉親故舊及他們的子弟，如非蔣氏宗族內的人，即為竺姓、毛姓的姻親後輩。如侍衛長俞濟時為交通部長俞飛鵬的侄兒，而俞飛鵬則為蔣介石的表兄弟；曾任副侍衛長兼侍三組組長的蔣孝先，為蔣的族孫輩；蔣孝先在西安事變中殉職後，繼任侍三組組長的王世和，也和蔣有親戚關係。其他的侍衛官，如蔣恒祥是蔣的遠房侄兒，蔣孝鎮是蔣的侄孫，竺培基、竺培風是蔣的外甥。至於侍從室歷任的侍衛長，則除錢大鈞外全為浙江人。蔣介石的歷任侍從祕書（或稱機要秘書、官邸秘書），則多為蔣的故舊子弟，如毛慶祥為蔣世交毛穎甫之子，又為蔣妻毛福梅的從姪；汪日章的堂母舅為蔣父繼室孫氏的堂弟；俞國華為蔣結拜兄弟之子；周宏濤為蔣老友周駿彥之孫，均為浙江奉化人。
（二）其他。例如何廉原為南開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兼南開經濟研究所所長，1936年10月在蔣邀請下，入侍從室。又如周佛海，自脫離中共後，與CC靠攏，1934年出版《三民主義之理論的體系》一書，為蔣所賞識，獲任侍二處副主任兼第五組組長；至於沈昌煥，1942年入侍從室任交際秘書（或稱外交秘書）前原為外交部專員，某一週日在部值班時朗誦英文名著，時值部長蔣介石（1942年宋子文繼郭泰祺為外長，因在美洽公未及返國就職，乃由蔣暫行兼理）因要公到部視察，聞聲走觀，沈突然驚覺，起立敬禮，蔣溫言嘉勉，次日沈即獲宋美齡召見，令其兼英文秘書，仍任外交部本職。蔣介石有時並提供侍從室以外的一項工作，供當事人選擇。如1934年春，三民主義力行社改組，蔣即曾要該社要角蕭贊育在南昌行營政訓處副處長（處長為賀衷寒）及侍從室侍從秘書二職中作一選擇：1939年元月，湖南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張治中以長沙大火案遭革職留任後，獲蔣提供中國國民黨訓練委員會主任委員與侍從室主任二職位供選擇。另一個因故遭免職，被蔣指定降調侍從室，旋再被起用的例子是李良榮。李出身黃埔一期與陸大特三期，1938年在對日蘭封戰役時因作戰不力被免師長職，調侍從室任參謀，翌年即調軍政部第十三補訓處處長。此外，蔣有時也用侍從室的位子來安撫政敵，例如1944年10月蔣任盛世才為農林部部長，其弟盛世驥則被任命為侍從室侍從武官。
第三，推薦。推薦人以侍從室人員和黨政軍各界領袖為主。
（一）侍從室人員。在侍從室成立之前，即已有此例。北伐時期，蔣介石曾在上海《商報》社長陳訓正的推薦下，邀其堂弟陳布雷（上海《時事新報》總主筆）為其撰述文字。自從侍從室成立後，由侍從室主管介紹入侍從室者最多。例如1938年航空委員會改組，由侍一處主任錢大鈞接任，蔣介石原意屬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賀耀組兼代侍一處主任，最後接受錢大鈞的推薦，以軍令部次長林蔚繼任。侍二處主任陳布雷，更曾於日記中自記：「蓋數年以來，第二處用人，委座皆付與我以選擇之全權。」用能以保持單純與切實的兩項原則。在此兩項原則下，陳布雷婉拒了許多各方（甚至包括侍從室其他部門）推薦的人選，例如1943年7月，侍三處主任陳果夫擬將中央訓練團黨政高級訓練班第一期畢業學員分配一、二名至侍二組第六（情報）組工作，陳布雷即致函請其緩呈，容另選擇，並函侍二處副主任張厲生請其推薦適宜者三、四人備約談任用。
後記
本書的源起，可以追溯到十四年前（2003）的一個研究計畫，這是一項中央研究院所資助的二年期主題研究計畫，名為〈侍從室與戰時中國〉，拖延至今才出版，全書三十餘萬字，還不到梁任公平均年產量的八成，實在慚愧。
我的興趣，主要是閱讀，而非研究。研究所帶給我的樂趣雖然也有，但是遠不能和閱讀相比。年輕時驅使自己寫作的動機，與其說是求知慾，不如說是事業心。加上同輩的同事中，我最敬重的幾位，都是自我要求極高，「慢工出細活」型的學者，在他們面前，總覺得自己讀得太少，寫得太多。因此升到研究員之後，已無後顧之憂，自應多讀少寫，與其獻醜，不如藏拙。但是名利之心，仍然始終未泯，於是要讀還是要寫，心理上經常面臨掙扎。後來發現歐洲有幾位經濟學者曾經研究此一現象，稱之為the “read or write” dilemma，可見此一兩難並非為我一人所獨有。
這種情形一直到我轉到文化大學任教，才有所改變。一方面大學校園中的生活與中研院的一成不變相比，顯得較有變化，過得也較快；另一方面，人到中年之後，體力開始走下坡，日子也過得越來越快。感覺好像才離開學校沒多久，基本訓練才剛剛完成，可以開始做一點像樣的研究，居然退休年齡轉眼將至。這時我才開始下定決心，不再申請新的計畫，專心把這本書完成。
本書的寫作，由於並非一氣呵成，寫到後面，前面寫的已經過時，必須再作修改。在修改的過程中，發現近年大量利用新出檔案史料的研究，竟如排山倒海而來，且大多為大陸學界的作品，與十餘年前的情況已大為不同，顯示大陸學界民國史研究的突飛猛進。如今兩岸學者的觀點日趨接近，中文世界的學術社群也已然成形，今後應如何分工合作，值得大家思考。本書部分的檔案史料係於十多年前所收集，如今出版時本應改用今天的著錄方式，不過由於有些原本開放的檔案，今日反被列為不開放；有些原本即未詳細著錄，如今無法補全；有些甚至無法考察其來源，造成無法覆按的情形，在此必須向讀者致歉！
去（2016）年，我的一本論文集《山河動：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的軍隊戰力》在大陸出版（其中百分之四十的篇幅是1993年台灣出版的《抗戰時期的國軍人事》，其餘則收錄六篇相關的論文），承蒙漢唐陽光的厚愛，為我在北京安排了幾場演講，介紹我的新書。我到現場才發現，聽眾極少是學界人士，更令我意外的是，銷售的成績還不算太差，初版八千冊居然在一年不到的時間內即已銷售近百分之九十，讓我深受鼓舞。
長久以來，我始終相信，好的歷史著作不應該只能幫助我們瞭解過去，而是應該也能幫助我們瞭解現在；不應該只能幫助我們瞭解古人，同時也應該能幫助我們瞭解自己。我過去的作品一直以此作為目標要求自己。大陸的幾場新書發表會，則讓我反省到自己過去在寫作時，居然從未考慮過學界以外讀者的需求。在慚愧之餘，我在寫這本書的最後階段，作了一次這輩子從未有過的嘗試——在維持「無一字無來處」的原則下，試圖打破實證史學的冰冷框架，儘量把這本書寫成一部傳記，而不是一本博士論文。雖然自己的才氣有限，無法擺脫所受「專業訓練」的束縛，讓這本書難免會招來「小腳放大」之譏，不過至少在我再次面對那些非學界的讀者大眾時，可以無愧於心。
我自幼即跑不快（後來服兵役前作體檢時才知道是扁平足的緣故），每次賽跑時，幾乎總是最後一、二名跑到終點的。這本書的寫作過程，一如學生時代的賽跑，也是在眾人的加油聲中完成的，在此必須一一申謝。
首先必須感謝張玉法、王吉林、王綱領、韓桂華等師友的鼓勵和生活上的照顧，陳永發、林桶法和劉維開教授對本書初稿所提供的寶貴意見，呂芳上、黃自進、林桶法、陳立文，大陸張憲文、王建朗、汪朝光、高士華、王奇生、金以林、李玉、張瑾，海外山田辰雄、戴安娜（Diana Lary）、麥金農（Stephen R. Mackinnon）、方德萬（Hans van de Ven）等教授所提供的發表機會。坦白說，這本書如果沒有他們的督促，完成的日期或許還會遲上幾年。我也要感謝臺灣商務印書館王窈姿女士、北京漢唐陽光李占芾先生所提供的專業建議，以及兼職助理盤惠秦同學任勞任怨的協助，得以讓本書能夠順利出版。
年輕時總相信勤能補拙，上了年紀之後才瞭解到勤奮其實並不能彌補魯鈍笨拙的不足。多年來不但學問沒作好，而且對親朋疏遠，對家庭也未善盡責任，在此必須感謝他們的包容，雖然他們始終不能理解，為什麼我好像永遠都在趕文章。
為了寫這本書，雖然不敢說是用了「洪荒之力」，但是一旦交稿，如釋重負倒是事實。整理抽屜，發現整抽屜的古典音樂CD居然已有十多年沒聽了；放眼窗外，只見又是一年春草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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