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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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口里分，武漢出版社董玉梅著（簡體）

ISBN13：9787558211331

出版社：武漢出版社

作者：董玉梅

出版日：民國106年(2017)/04/01

裝訂／頁數：平裝／217頁

規格：24.2cm*17cm*1.6cm (高/寬/厚)

第一章里分建築的傳入與發展

漢口里分是近百年漢口民居文化的縮影，也是漢口開埠之後西方低層聯排式住宅和中國傳統的多進院落式建築的結合體。作為東西方建築文化交流的產物，其建築時間大約從 1900 年左右開始至 1938 年武漢淪陷前基本結束。漢口里分，在各個階段，都有少量的拆建情況，至今尚無全面、精確的統計數據。但根據 1962 年《武漢市街道名稱簿》的統計數，漢口里分有 524 條。綜合拆舊建新以及戰爭被毀的里分，在將近 40 年的時間內，漢口興建的里分總數約在 580 條以內。經歷了三次發展階段，每個階段都留下了里分建築的精品。

經過了一百多年的時光考驗，漢口里分亦如古樸、嚴謹又優雅的藝術品，點綴在高樓大廈林立的城市中，成為城市歷史、文化的結合體。里分的建築結構、特色及其本身擁有的多方面的學術研究及美學價值，已隨著其數量的急劇減少而越來越多地被人們關注。

里分建築形式的出現，與太平天國農民起義有關。 1861 年 12 月 19 日（清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八日）太平軍攻克寧波，至 1862 年 5 月 1 日（清同治元年四月十二日）太平軍撤出寧波，太平軍與清軍在寧波展開了長達半年之久的拉鋸戰。為避戰亂，大批居民湧入寧波租界，導致租界內人口暴增，房價直線上升。這段時間，洋商、華商都被暴利的房價所吸引，紛紛涉足房地產。於是，寧波外灘出現了用中國傳統的「穿斗式」木結構加上磚牆承重方式建造的早期西式聯排式住宅。

傳統建築中的棟架即是指木結構之屋架，有些老匠師稱之為「架棟」。穿斗式棟架乃其中一種，是用較多的、但斷面較細的柱子為支架，再以匾方形斷面的橫枋穿過柱子的榫洞，編成格子狀的屋架，有時可用竹材，其建造過程稱為「穿屏搧架」。

臺灣中南部多喜用穿斗式構造，用柱較多，而「橫川」也多，「下腰」非常普通。所謂的「下腰」是指穿斗式屋架牆面下方的橫穿枋，一般高度與人腰齊平，故稱之。

穿斗式棟架的用料較細小，多用於一般民宅。在寺廟建築中則多用於次間或邊間，且常與山牆合併，成為附壁棟架。

早期西式聯排式住宅的主人們，大都接觸過西方的建築文化，但中國傳統文化在其頭腦中仍根深蒂固。所以，建造完畢的建築主體，仍然具有江南傳統民宅的空間特徵，只是佈局採用了西式聯排式住宅的形式①。由此可見，聯排式住宅一開始就是中西合璧的產物。

聯排式住宅又稱為石庫門。有人說，石庫門之所以稱為石庫門，皆因其門楣門框，都是用堅固的花崗岩壘砌起來的。所以，石庫門既指單純的用花崗岩壘砌的門，也代指所有類似的建築。

其實，石庫門是由庫門演變而來的。庫門本是春秋周天子宮室的門，周天子的宮殿有五道門。有考證認為，庫門是周天子宮殿中最外面的大門，也有考證認為是第三道門。但不管哪一扇門，都是王宮的宮門。石庫門建築大量修築的時期，也是皇權日漸衰微的時期，人們便把天子的庫門用在了普通百姓的住宅中。在寧波流傳有這樣的民謠：「皇家庫門有來頭，石頭庫門百姓樓。蒼白髮老寧波，哪個不曾樓上走②。「確實，經過幾十年的興建，石庫門已成為近代寧波人主要的居住形式之一。今天，寧波老外灘仍然保存有大片的、完整的中西合璧的石庫門建築，那是展現近代寧波通商口岸風貌的集中地。

① 聯排式住宅 19 世紀四、五十年代發源於英國新城鎮時期，在歐美普及。在歐洲，原始意義上的聯排住宅 Townhouse 是指在市區聯排而建的市民城區住宅，這種住宅均是沿街的，由於街面的限制，所以都在地基上表現為大進深小面寬，層數一般在 3 層至 5 層，而立面式樣則表現為新舊混雜，各式各樣。 Townhouse 在很多國家和地區已非常普及，由於離城很近、方便上班及工作、價格合理、環境優美，成為城市發展過程中不可逾越的階段－住宅郊區化的一種代表形態。

② 《中國文化遺產》2010 年第 1 期《寧波近代石庫門建築》。

就單純的石庫門而言，寧波的石庫門所用條石皆是就地取材，以鄞縣梅園紅石製作石頭門框，以烏漆實心厚木做門扇，配上一副精緻的銅環，這就是石庫門的典型特徵。隨著寧波人向上海的流動，連棟住宅在上海迅速盛行起來，且石庫門成為了聯排式住宅最具代表性的建築構件。石庫門建築在上海的盛行，是近代城市生活的必然。近代化的生活，打破了庭院式傳統大家庭的生活模式，適合單身移民和小家庭的居住模式而成為上海市面上的新寵。它的流行與中國近代化同步，成為中國近代城市發展的見證；作為中西建築藝術融合的產物，在中國近代建築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二、里分建築傳入漢口

漢口開口之後，隨著西方建築技術的不斷傳入及新型建築材料的大量運用，舊的傳統建築方式逐步解體，尤其是五國租界設立之後，城區人口不斷增長，民居建築也隨之發生巨大變化。

漢口租界的設立分為兩個階段。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英、法兩國強迫清政府簽訂了不平等的《天津條約》。 1861 年後，英國依據《天津條約》，闢漢口為通商口岸，設立英租界。

清代的中國，由於閉關鎖國，以泱泱大國居之，不知世界變化幾何。因此，當大門被迫打開，才發現外面的世界不由自己主宰。一場又一場的對外戰爭失敗了，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中國再次大敗。對一個國家而言，一場戰爭的失敗，喪權辱國的表現是多方面的，並非只是政治上的話語權。戰後，日本欲強佔遼東半島，遭到俄國、德國和法國的反對，三國聯手向日本施加壓力，迫使日本放棄永久佔領遼東半島的企圖。

三國本是擔心日本在中國的勢力太大影響了自己，卻反過來以成功幫助清政府為由，向清政府提出了一系列不合理要求。德國駐華公使首先提出在天津、漢口設立租界的要求。清政府只能在1895 年10 月與德國簽訂《漢口租界合約》，把德租界劃在了漢口堡通濟門外，即今一元路至六合路的區域內，北邊以城垣延長線為界，南至長江邊。 1896 年 4 月，俄法兩國也以同樣理由，要求在漢口設立租界。同年 6 月2 日，俄、法很輕易地便得到了《漢口俄租界地條約》和《漢口租界租約》。

相較於德國和法國，俄國對漢口情有獨鍾，漢口是俄國在中國選定的第一個設立租界的城市。

甲午戰爭的失敗，直接讓漢口又出現了德、俄、法三國租界。 1897 年底，日本又向清政府索取漢口城外從德租界起沿江一帶作為租界。至此，五國租界設立完畢。租界的設立，為大批外國洋行進入漢口提供了便利條件。在很短的時間內，洋行在漢口遍地開花，有實力的洋行迅速在沿江開設碼頭、建造倉庫、闢出貨場，從事商業貿易和經營。京漢鐵路通車前後，租界區的各類銀行、工廠等西式建築，如雨後春筍。如法國東方匯理銀行於1901 年建有行捨；英商於1902 年開設和記蛋廠，1904 年開設和利冰廠，1905 年開設漢口電燈公司、平和打包廠，1906 年頤中煙草公司又在六合路和勝利街開設製煙廠；新興工廠的建設方興未艾。其他建築物也在如期建造，如 1905 年美國在東方匯理銀行對面建造領事館。

所以，里分在漢口的出現，有兩個原因：第一，上述工廠的不斷設立，尤其是密集型的勞動方式，勢必使大量人口向漢口集中，原來的傳統建築已不適應需要；第二，漢口成為通商口岸，改變了內陸貿易的狀況，尤其國際貿易量的急增，更是引發人口的急增。兩個面向相加，漢口的人口在短時間內呈現了爆炸性成長態勢。

繼上海之後，漢口急步趨向城市的近代化，巨大的發展空間已顯現。首先感知這個發展空間的是上海房地產商。鑑於上海開闢租界後地皮飛漲的經驗，上海房地產商在 1900 年前後進軍漢口，大量投資興建石庫門建築。原漢口法租界內的三德里，就是上海房地產商較早在漢口興建的里分建築。三德里幾乎就是上海石庫門的翻版。

第一批進入漢口的房地產商中，廣東商人不可忽視。廣州曾經是清朝政府唯一的對外通商口岸，廣東商人的商業嗅覺相當靈敏。漢口租界開闢後，他們結幫成群來到漢口，經營房地產，與三德里幾乎同時興建的寶善裡，就是典型的帶有騎樓風格的里分。人口爆炸性成長，著實讓早期來到漢口從事房地產投資的客籍商人們，賺得盆滿缽滿。

客籍房地產商在漢口經營房地產，為漢口的地主階級和買辦樹立了榜樣和標竿。此時，漢口有一批買辦及資本家，已經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成為腰纏萬貫的富商巨賈。他們緊緊抓住了城市人口劇增、地皮飛漲給房地產帶來高額利潤的機會，在租界邊緣及花樓街一帶買地建屋，嘗試商業化的房地產運作，迅速成為里分建設的主力軍。

由於租界購地及用地有嚴格管制，1911 年以前，租界內的里分建築，數量不多。但是，人們透過租界內興建的建築看到了世界的另一面，用西方建築技術及新型建築材料建築的洋樓，不僅有高大、壯觀的外景，也有經久、防火的優勢，從而極大地衝擊了以木質結構為主的傳統建築方式。加之，1900 年左右傳入漢口的中西合璧的里分建築，也因其部分採用西方建築技術和材料，能在較小的地段內容納更多的住戶，適應了人口迅速增長的需要，受到人們歡迎，迅速在漢口蔓延開來。

里分建築多為二樓磚木結構樓房，坡形屋頂常有老虎窗，紅磚外牆，出入口有中國傳統牌樓。一般進門就是小天井，天井後為客廳，天井和客廳兩側是左右廂房。客廳後為後天井，後天井有爐台及後門。一樓灶台間上為“亭子間”，第三層是曬台。大門採用兩扇實心黑漆木門，以木軸開轉，配有門環，開門進出，門環會發出清脆的撞擊聲，成為市井生活的迴聲。門楣做成傳統磚雕青瓦頂門頭，外牆細部採用西洋建築的雕花刻圖，大門上的三角形或圓弧形門頭裝飾也多為西式圖案。二樓有出挑的陽台，整體佈局採用了歐洲聯排式建築風格。

第二節里分建築的發展時期

里分作為近代漢口民居中最具代表性的建築群落，是漢口近代化最顯著的標籤。倘若沒有里分，只有洋樓，漢口便不可能成為和上海並駕齊驅的「大漢口」。里分其實是武漢——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的重要載體。以時間發展的脈絡來看，漢口里分可分為起源時期、高峰時期、精品時期、穩定時期和消亡時期。

一、里分建築的起源階段

1900 年左右開始升溫的近代房地產，作為漢口里分的起源階段，歷時10 年。 1900 年至 1910 年前後，法商立興洋行買辦劉歆生、俄記新泰洋行買辦劉輔堂等為代表的一批買辦和商人，面對城市人口的劇增，轉而經營房地產。

根據《中國近代建築總覽·武漢篇》記載，漢口最早的里分是新昌里，在原金城銀行（今武漢美術館）所在地。同時期，江浙商人們建造的里分還有三德里（112棟）、德興里、長清里（72 棟）、寶善里、如壽里，稍後建成了坤厚里、永康里、三分里、四成里、泰興裡及同德里等等。

第二章里分建築的各類業主

通常，我們看到的有關漢口里分的書籍，大多以筆畫來分類。用筆畫分類利於統計，對於里分研究則有歸屬不清的弊端。透過佔有里分的業主分類，更利於對里分的分析與研究。綜觀漢口里分，其業主成分雖然複雜，但工商業者、銀行洋行、天主教會是佔有里分的主體；官僚、會館、善堂佔有少量里分；其他不便歸類的人群比如華僑佔有的里分，數量非常有限。

漢口的每一個里分都有自己的背景，每個背景折射的都是漢口的歷史見證。透過里分，漢口從內陸商業城市發展成為國際大都市的歷史進程，是那麼的豐富多彩和多彩。透過探究里分，民國時期的大漢口，清晰得可以感知、可以觸摸。

第一節工商業者和里分

里分與近代城市相伴相生，和近代城市並行發展，作為近代工商業城市，漢口里分的原始業主中，數量最多的、佔據份額最大的正是工商業者，這個結果與近代漢口的城市特色高度吻合。 1920 年《漢口商號名錄》中涉及的一些重要人物，如和記蛋廠總理楊坤山、永興蛋廠總理文崑山、天盛油廠總理桑鐵珊、燧華火柴廠經理李紫雲、阜昌及新泰茶磚廠華經理劉子敬、震寰紗廠總理劉季五等等，雖然他們後來的身份有所變化，幾乎都或多或少地佔有里分。

無論是由買辦轉變而來的民族工商業者，或是比較單純的工商業者，他們興建的里分，多為兩種情況：一為出租型里分。通常都是連棟式住宅，設計統一，風格統一，大小統一，一個門棟會分別租給 2~3 戶人家居住。如輔堂里、生成里、漢潤里、德潤里等。二為自住型里分。這種里分多由單體別墅連接，品質上乘，風格多樣。如江漢村、同興里、鼎新里等。自住型里分內的每棟房屋，分屬於不同的業主，是合資建造的單體別墅集合成為的里分。

鐘恆記營造廠建：延慶里、延昌里、東山里、公新里

李麗記營造廠建：大陸坊、麗華里、江漢村（1 棟）、六也村（2 棟）

漢合昌營造廠建：新成里（9 棟）

涂昆山營造廠建：鼎豐里、寶雲里

智民營造廠建：智民里

陳義成營造廠建：裕潤里

魏清記營造廠建：清仁里

漢昌濟營造廠建：六也村（7 棟）、蘭陵村

明巽建築公司建：江漢村（7 棟）

袁端春營造廠建：咸安坊（部分）

正興隆營造廠建：聯保里（部分）

第五節天主教會和里分

在漢口，天主教曾經擁有不少的房產。

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中國與列強簽訂了不平等的《天津條約》，漢口被列為通商口岸。漢口開埠不久，英租界設立。甲午戰爭之後，其他四國租界相繼設立。根據《北京條約》的規定，外國傳教士可在內地建造房屋、居住。當時的租界地多為江灘荒地，售價低廉。然而，分佈在中國各地的天主教傳教士，因漢口是商業貿易繁盛的重要區域，都十分重視天主教在漢口的發展。於是，義大利、英國、法國等國的主教們，紛紛來到漢口，透過租界工部局，在租界購得大量土地。除興建教堂外，也開始興建房屋，用於出租，房租成為教會用於支付宗教慈善活動經費的重要來源之一。在漢口，除了有外國教會佔有的里分之外，還有北京、保定、開封等地的天主教會佔有的里分。

1949 年後，外國教會佔有的里分都被收歸中國教會所有，以租金作為自養經費的來源。 1958 年起，以包租經租的方式交由房管部門管理。「文革」期間一度停發包租經費，「文革」結束後全部予以補發。 1985 年，武漢市歸還原天主教會的房產，由教會自行經管。 1987 年，武漢市天主教會成立自養事業處，負責管理包括里分在內的 92 處房產的出租、維修與開發改建工作。

第二節里分與紅色革命

大革命時期、抗戰時期以及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共產黨的高級領導人向警予、劉少奇、周恩來以及許多地下革命者，包括一些進步的藝術界名流，都在漢口里分中留下了很多的印記，從而讓漢口有了一批紅色里分。

一、向警予和三德里、裕潤里

(1927)民國16年 3 月，中國共產黨早期的婦女幹部向警予從莫斯科歸國，來到大革命的中心武漢工作。初來漢口的向警予，住進了尚德里 2 號（今尚德里 4 號）的一樓後房。當時的中華全國總工會秘書長劉少奇就住在向警予的樓上。

向警予來到武漢後，擔任了中共漢口市委宣傳部長，並兼任市總工會宣傳部的工作。其間，她經常出席各工廠支部的會議，組織各種訓練班，編輯許多宣傳資料，很快就打開了工作局面。 4 月下旬，出席了中共「五大」之後，又兼任了中共湖北省委宣傳部的工作，協助編輯省委的《群眾》周刊。「七一五」反革命政變(武漢分共)後，白色恐怖籠罩武漢，她仍然堅持領導工人進行地下鬥爭。 1927 年「八七會議」之後，她動員了盧德銘率領的部隊去參加秋收起義，又建議湖北省委派幹部、籌軍餉給予支持。就在白色恐怖日甚一日的情況下，她又接受了省委交給的編輯黨的秘密油印刊物《大江報》的任務。

轉入地下工作的向警予，為了安全起見，數次更換住址。最後一個住址三德里96 號，是由她的助手陳桓喬出面租下的。陳桓喬租下了 96 號的二樓。二樓有前後兩間房，還有一個亭子間兼做廚房。向警予之所以選擇三德里，是因為三德里的住戶多是達官貴人，這很方便掩護自己的工作。加之三德里在法租界內，相對安全。住進三德里的向警予，化名易夏氏，又稱夏雲英，以從湖南來的失業小學教師身份和鄰居們相處。

從向警予住進來的那一天，三德里 96 號便成了省會宣傳部所在地和《大江報》編輯部。每天都有一個《大江報》的編輯來這裡上班，有時會有數人來接洽工作或開會。為了確保安全，向警予交給陳桓喬的主要任務，就是把這個機關變成一個為一個鄰居眼中的普通家庭。每逢開會，家裡就要擺上麻將桌，要有 4 人坐在桌前，裝打牌的樣子。同時，也要學會如何應對房東，如何收藏和銷毀文件。

湖北省委負責人羅亦農調走後，省委會的實際工作便落在了向警予身上。由於向警予是一個長期公開工作的著名共產黨員和婦女運動的領袖，在省委機關不斷遭到破壞的情況下，堅持工作非常危險，有些同志考慮她的安全，勸她離開武漢，但是沒有成功。

果然，向警予被叛徒出賣了。 1928 年 3 月 20 日凌晨，向警予被法國租界當局逮捕。據羅章龍所撰《懷念向警予》一文中說：「忽聞向警予在漢口被捕入獄，事後查明是內奸告密所致。當時法國領事基於'人道主義精神'，拒絕引渡，經過中華民國政府（武漢政務分會）對法國領事陸公德施加壓力，結果於4 月12 日引渡，向警予終致被捕。

那麼，向警予被捕的情形究竟如何呢？據陳桓喬回憶：那天早上，突然樓下傳來了兇猛的打門聲，樓下的門打開了，向警予神色泰然地面對蜂擁而上的數名法國巡捕。當向警予走出三德里 96 號時，才發現門口站著一排荷槍實彈的巡捕，他們似乎如臨大敵。

向警予三德里被捕後，有關她關押的地點，眾說紛紜。最受歡迎的一種是關在中華民國政府武漢衛戍司令部軍法處的地牢中，這種說法也被大眾接受。

向警予被捕之初，關押在法國巡捕房的牢房中。 4 月 12 日引渡到中華民國政府武漢衛戍司令部（今大智路街道辦事處所在地）時，沿途都戒嚴，凡十字路口都有軍警把守，路過時斷絕交通。在向警予被帶到軍法處（今武漢地方志辦公室所在地）接受審判後，關進了看守所。 1964 年 12 月，陳桓喬寫有一篇《我和向警予大姐相處的日子》①。在這篇回憶文章中，陳桓喬說，向警予關押在餘記里（原址在今警予中學所在地）。

陳桓喬是向警予的部下，又與向警予同時被捕、同押一室，她的回憶應該是比較真實的，但她的回憶與1928 年5 月6 日《申報》第十版的內容有明顯出入。當天的《申報》上刊登有文章《易夏氏在漢槍決續聞》，其中有一段話對確定向警予關押的地點非常重要：「（5 月1 日）衛戍部將向綁出後，連同張漢藩由監刑官押赴餘記里空坪刑場。自鼎豐里一帶經過，沿途觀者人山人海。」《申報》當時的記錄無疑比幾十年後的回憶要準確詳實。文中明確記錄，向警予從看守所出來後，是經過鼎豐里到達餘記里空坪的，因此，餘記里不可能是看守所。陳桓喬之所以記得餘記里的名字，可能因為餘記里作為槍決共產黨人的刑場常被人提起，且向警予也是被押到這裡槍殺的。

向警予沒有被關在餘記里，到底被關在哪裡？被關在裕潤里。筆者曾經專門對向警予的關押地進行過考證。

為了尋找看守所，筆者一次又一次地從原軍法走出，走向鼎豐里。也曾從南京路轉向銘新街走向鼎豐里，也曾從江漢路轉向銘新街走向鼎豐里。也曾專門進入中華民國政府武漢衛戍司令部，然後又從這裡走出，但所有的這些，對於尋找看守所似乎都沒有意義。

第二節 20 世紀 80 年代後里分的拆除

較里分的改名，讓歷史徹底消失，則是里分的拆除。如果里分還在，人們總可以按圖索驥找回隱含的歷史。但把里分拆除後，蓋新大樓、命新名，歷史就被埋葬了。

80 年代中期以後，隨著舊城改造的迅猛推進，尤其是在90 年代之後，過度強調城市建設的過程中，忽略了對歷史文化街區的實質性保護，不懂文化例外的官僚致使對里分的拆除，幾成不可阻擋之勢，從而形成了一個奇怪的現象，即歷史的斷層大量發生在文明高度發展的今天。且不說那些普通里分，就是中高檔的智民里、金城里、雲繡里、輔義里、聯怡里等里分，也沒有保住自己。 20 年時間內，城市建設以摧枯拉朽之勢，消滅了近400 條里分，僅存的里分已經不足百條。借用中國著名科學家朱光亞（武漢籍）的一句話：「歷史街區是歷史文化名城的身份證，丟了身份證，你拿什麼來證明你是歷史文化名城？」確實是的，近年來城市建設的大潮，把曾經是亞洲一流的大漢口，變成了雜亂無章的漢口。

在漢口里分集中的街區，那些最有魅力、最有氣韻的里分建築，那些極具文化價值和歷史價值的民國建築，至今仍有一批處境岌岌可危，其中包括武漢市第一批優秀歷史建築鹹安坊和漢安村、同豐里。鹹安坊的鑄鐵窗、打蠟地板，還有老居民的溫馨睦，都已經隨著老居民的搬遷而煙消雲散。這處充滿歷史、充滿故事的里分，已經不可能還原了。

現在，經過南京路，透過高高的圍牆，可以看到鹹安坊一棟老宅裡有個大大的「囍」字。處在亂磚碎瓦中的鹹安坊，卻用這經久的「囍」展現自己，讓人內心五味翻騰，苦澀難辨。近十餘年來，對於民國老建築，何「囍」之有！

2015 年，城投集團開始拆除了藹吉里、鼎豐里、昌年和匯通南里。同年，四益里、壽春里被拆。

後記

2013 年初，武漢市政府副秘書長唐惠虎先生打電話給我，告訴我在劉英姿副市長的主持下，市政府將編輯10 本一套的《武漢歷史文化名城》的書籍，希望我參與其中。我當時正在編輯《百姓攝影·里分》，在編輯過程中，有許多新的體會。遂在電話中和秘書長討論了一下這本書的內容。後來，秘書長便把《漢口里分》這本書納入文化名城系列中，並把寫作任務交給了我。

接受任務後，因為種種原因，加上瑣事繁忙，寫作進行到一半便停了下來，一放就是兩年。今年 5 月，得知出版社要加快這套書的編輯出版程序，遂重新提筆進行寫作，9 月終於脫稿。

今天，看著《漢口里分》的樣稿，心裡並不十分輕鬆，因為，還有很多關於里分的問題沒有搞清楚，還有很多內容因為篇幅的原因不能錄入。

里分在漢口存在的時間不過百餘年，但卻是近代漢口發展進程中最重要的建築模式之一，里分中必定潛藏著大量的資料，既能反映近代漢口城市發展的歷史，也能證明近代漢口在中國，甚至在亞洲的輝煌。所以，在撰寫這本書時，我幾經思慮，決定把里分的傳入與發展、里分建築的各類業主、里分與近代工商業、里分與傳統文化以及里分的合併與拆除作為本書的重要內容。

里分並非一個獨立的單元，每一個里分都有自己的背景，每個背景都是漢口的歷史見證。有些里分的背後站著一個洋行或銀行，比如，四明銀行建立了寧波里，中孚銀行興建了中孚里，金城銀行建立了金城里，大陸銀行建立了大陸村、大陸坊等等。有些里分有知名企業支撐，或者說，有些里分就是漢口的民族資本家的傑作。如劉歆生、劉子敬、楊坤山、黃少山等等。正是這些民族資本巨頭，在漢口才形成了國內其他城市少有的一群「力拔山兮」、建設城市的新興力量，他們仿照租界建在立的「模範區」中，里分建築比比皆是，絲毫不亞於租界內的高檔里分建築。這其中的歷史故事與背景，正是我在撰寫這本書時，打破以筆畫排序的模式，改用里分最初的業主進行分類的真正原因。用這種方式記述，近代漢口的城市建設與發展史，才能從里分建築中探知一二。

今天的江漢路、中山大道、勝利街、洞庭街，甚至銘新街上，臨街面那些漂亮的二、三層建築，基本上就是里分建築。沒有里分的美化，這些街道無疑會遜色許多。因此，里分其實是大漢口僅次於洋房的臉面。

里分本身是中西合璧的產物，但里分名稱卻包含有濃厚的中國傳統文化的色彩。許多里分名稱直接取自傳統文化中的吉祥、仁厚、祝福、協作等內容。包括數個業主合建的里分以及以人名命名的里分，如鼎新里、六合里、同豐里、二德里、雲繡里、坤厚里等，都有濃厚的文化韻味。

在撰寫這本書的過程中，我常穿行於洞庭村、鼎新里、貫中里、江漢村等里分。這些外觀基本上保存完整的民國建築群，其中一些已經被政府列為被保護的「優秀歷史建築」。現存的絕大部分里分，有些雖然沒有掛上「優秀歷史建築」的保護牌，但依然是名副其實的優秀歷史建築，倘若拆除亂搭亂蓋的部分，恢復原有結構，就是一個個讓人驚豔的歷史建築。

如何保護這些老建築，時下多提倡讓老居民搬離的騰退方式，但這種做法並不妥當。民間的保護，某種程度上優越於政府行為。某些老里分，如泰興里、江漢村等，正是民間力量的作用，在居住者或經營者的精心維護下，已然悄悄地恢復了本來面貌。倘若讓民間自由做主，採取置換方式，調整里分內的居戶，一定會在城市中營造出一條條真正乾淨、清幽的巷子來，屆時大漢口的「活化石」就不僅僅是留在很多老居民的記憶中，而是展現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

這本書中的照片，部分來自於我主編的《百姓里分》，少量來自於網路。這些攝影者，為武漢保留了許多老里分最後的影像。如果沒有他們的努力，即便是不久前的歷史，也會成為一團迷霧。

這本書中，類似“有馀里”、“鼎餘里”等，“餘”未改为“余”；“金鑑里”的“鑑”未改为“鉴”；“上海邨”的“邨”也未改为“村”，等等，保留這些，都是為了保持歷史的原貌。

在寫這本書時，我常常有些新發現。如，我找到了關押向警予的看守所，知道了沈祝三也是漢口里分很重要的業主，搞清楚了三分里、四成里的更名並非同一時間，否定了濟世里的得名是因為有濟世堂，等等。有些新發現很細小，也許不值一提，但依然讓我激動不已，畢竟，我對里分有了深一層的認識。

人總是有野心的，我也有。《漢口里分》這本書寫完後，我沒有「藏之名山」的想法。藏之名山，只能給一部分人閱讀；我的野心是，希望這本書能隨意放置在武漢普通市民的書桌上、床頭前。這本書，只有置於眾多普通市民的家中，才能讓他們有一個了解漢口的昨天和今天的窗口。但願我能夠夢想成真。

最後，我要感謝這本書的排版人員。第一次的清樣出來後，被我改得面目全非，是排版人員的精心重排，才讓書稿的品質有了提升。

董玉梅 2016 年 12 月 12 日銘新街

漢口里分，武漢出版社董玉梅著（簡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