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8月20日已讀 20 分鐘

德籍軍事顧問與抗戰前的中德合作及對軍事的貢獻，傅寶真博士著，國立編譯館主編，台灣民生出版有限公司印行

作者簡介

傅寶真

遼寧省海城縣

民國二十一年五月四日出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史地學系畢業

美國卡尼西學院(Canisius College)科學教育碩士

美國亞歷桑那大學(University of Arizona)圖書館科學碩士

美國雪城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哲學博士

現任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授,中興大學兼任教授

發表過數十篇有關外籍駐華與駐土耳其軍事顧問之論文

傅序

外籍軍事顧問在近代中國軍事史上,一直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由於中國近百年來國勢積弱不振,險遭列強瓜分,引進外籍軍事顧問,提昇我國軍事技術能力,爭取戰爭資源,鞏固國防安全, 有其時代背景與意義。然而外籍顧問,基本上是服膺本國政府的政策與利益,故對我國雖有貢獻,但亦有其負面的影響。我國聘用德籍顧問,始於清末李鴻章,在「以夷制夷」的原則下,有早先的嘗試。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因受凡爾賽和約的限制,不得建設空軍及發展軍備,與我國遭受列強壓迫的情況相似,德國為求突破軍備發展上的困境,選擇我國作為合作對象,利益相通,各取所需水到渠成。故於眾多的在華外籍顧問中,德籍顧問最無野心,也較能以平等互惠的方式與我發展關係。復因德國有極為優良的軍事制度與國防工業基礎,且有協助日本建軍成功的例子,頗多我國借鏡之處。民國十七年起中德的軍事合作逐漸熱絡,迄民國廿一年八月止;在華的德籍軍事顧問先後有九十四人,其人數之眾,除歐戰前在土耳其外鲜可比擬,足證雙方合作意願與密切關係。

德籍顧問對我國建軍工作及抗戰初期的作戰指導有許多貢獻與影響。在國防經濟建設方面,強調獨立自主的國防工業是一切建軍之基礎,故在顧問團的精心擘畫下,改良軍械品質,提昇兵工生產, 充實部隊裝備,促進交通建設,整建國防工事,勾勒出種種國防建設藍圖。又在軍隊建設方面,主張指揮統一,健全國防體制,改組參謀本部,畫一編裝,整編部隊,精實部隊訓練。協助建立兵科學校,將現代化的戰術思想植基於國軍的軍事教育之中。這段期間, 國軍戰力確有相當的提昇,惜因中日戰爭爆發,國際環境丕變,結束了這段中德雙方的合作關係。本人是職業軍官,畢業於陸軍官校, 在軍中的生涯,循著國軍教育體制學習、成長。當我接觸到這段史實時,卻驚訝的發現,至今仍存有許多當時留下的戰略、戰術思想及觀念,就憑這長達半個世紀以上的影響,就值得將其史實作深入的研究。

傳寶真教授治學嚴謹,鑽研中德關係二十餘年,尤對德籍軍事顧問在華之使命及其代表真正的歷史意義研究精深,先後發表甚多文章,對這段歷史研究有卓越的貢獻,為使爾後的研究者能夠完整的了解其全貌,集合了以往發表的文章,特以史實的發展為經,顧問團的領導人物為緯,編纂完成這部巨著,對史學的貢獻頗為肯定。

本書資料完整,鞭辟入裏,忠於史實,尤以歷史宏觀的角度, 析論外籍顧問與駐在國間利益衝突;對發展國防軍備得失影響見解精闢,不但是一部值得研究的史書,也是卓越的軍事學術論著。深信這些史實與經驗教訓,在面對當前錯縱複雜的國際情勢與兩岸關係,如何客觀的慎用外力,充實國防力量提供正確的方向,並引爲國軍建軍備戰之考鑑,是為序。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局長

傅應川謹識

陸軍中將

郭序

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葉,德國在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國家中,是「後起之秀」。德意志帝國挑釁滿清政府,佔領膠州灣,那是德皇威廉二世的「即興之作」,並非德國政府的一貫政策。德國對中國的關係與影響,不能與英、美、法、日相提並論。

自從一八六一年簽訂「大清國、大布路斯國暨德意志通商稅務公會各國並模合布爾額水林、模分布而額錫特利子兩邦、律百克、伯磊門、昂布爾、三漢謝城和好貿易船隻事宜和約章程」的所謂「中『德』條約」以來,德國歷來政府「對華政策」的主要内容是:貿易(包括軍火),而外交又為貿易服務。為了能夠順利地進行貿易, 德國對中國歷來政府採取不偏不倚的立場,維持雙方的良好關係。在一分為二的情形下,德國是尊重有勢、有錢的當道,漠視弱者(廣州的孫中山,今天也不例外)。德國在滿清王朝垮臺前後,對中華民國的承認(1911-1913),對南京國民政府的承認(1927-1928), 還有對北京政府的承認(1972),即為例。換言之,德國的對華政策是,以貿易為主,在任何可以惹起爭議的問題上,絕不帶頭,但也絕不落後;看準行情,及時跟上。

一九二七年,在中國近代史上是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轉折點, 在對外關係上,主要是中國的北方政府和南京國民政府對英、美、日等列強的關係。在當時,對中國來說,德國還扮演著——正如德國外交官自己所形容的——「一個微不足道的角色」。不過,從一九二七年開始,中德關係進入一個新階段,這個開端主要表現在南京國民政府聘用德籍軍事顧問來華服務的問題上。在三十年代,德國對中國軍事、經濟、外交方面的影響至鉅,德籍軍事顧問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

一九九四年,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出版了「中德外交密檔 (1927-1947)」,公佈了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有關「南京國民政府與德國外交關係」、「德國軍事、經濟顧問在中國」、「中德易貨貿易及經濟合作」等方面具有高度史料價值的秘檔。在大陸,對於馬克思和恩格斯祖國的歷史,從事研究的學者為數可觀。但是研究德籍軍事顧問的專家很少,在臺灣更少,傅寶眞教授是一位例外的學者。

傅教授在美國深造時,就開始研究三十年代駐華德籍軍事顧問問題。此後二十餘年來,傅教授鍥而不捨,發掘史料,不斷在學術刊物、論集專著發表論文,提出新觀點。最近,傅教授在執教之餘, 將已發表有關駐華德籍軍事顧問的論文,重編成書,付梓出版。這本專著「德籍軍事顧問與抗戰前的中德合作及對軍事的貢獻」,對於研究三十年代的中德關係,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學術著作。是為序。

柏林自由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郭恒鈺謹識一九九六年六月於柏林

自序

二十餘年前,筆者在美國求學時主修德國歷史,原本計畫要寫的博士論文是分析威瑪共和國時代德國陸軍之特質。突然有一次指導教授提起,謂在首都華盛頓的國家檔案局(U.S. National Archives 或稱國家檔案中心),有一批在二次大戰結束時,美軍在德國虜獲的檔案中,有戰前在中國工作過的德籍軍事顧問的文件。前往查閱後,發現可利用的資料甚多,遂改變論文的題目“The German Military Mission in Nanking 1928-1938: A Bridge Connecting China and Germany” (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八年駐南京的德籍軍事顧問——連結中德合作之橋樑)。自此以後漸對軍事顧問問題發生興趣,利用各國外交與軍事檔案,研研究在國外工作過的各種不同類型之軍事顧問,其與駐在國的關係,以及所產生的各項問題。

花時間與精力最多的研究還是抗戰前與初期在中國的德籍軍事顧問團。近二十餘年在《傳記文學》、《近代中國》,國際性的學術研討會,以及其他刊物與學報發表過數十篇論文,而且還與德國及美國學者合編過一本此方面的論文集,由馬丁博士主編(Bernd Martin, ed.),德文書名是Die deutsche Beraterschaftin China,1927 1938 Militaer-Wissenschaft-Aussenpolitik;英文書名是 The German Advisory Group in China: Military,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ssues in Sino-German Relations. 1927-1938《在中國之德籍顧問團: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八年中德關係之軍事、經濟與政治問題》。筆者在此書以英文撰寫的兩篇論文分別是“Chiang Kai-shek's Relations with German Advisers, 1928-1935.”與“Military Advisers and German Assistance for Chinese Industrialization: An Analysis of Sino-German Economic and Military Collaboration.”(分別就本書 pp. 160-175 與 pp. 187-201).

為了了解當時在華德籍顧問之使命性質及其代表之眞正意義,有時也需要比較研究其他相類似之外籍軍事顧問,如在北伐前及初期為廣東革命政府時代工作過的俄籍顧問、抗戰前與德籍顧問同時並存的意籍空軍顧問與美籍私人顧問、稍後在抗戰前半期的蘇籍與法籍軍事顧問、珍珠港事變後美國政府派遣來華的官派顧問, 甚至第一次大戰前與戰爭期間德國派往鄂圖曼(土耳其)帝國(The Ottoman Empire)的德籍軍事顧問。這些有研究價值的論文也分別在國際學術研討會與學術期刊上發表過,可提供軍事顧問若干共同的特徵與所面臨的共同問題。

不過這些論文分散在不同的論文集與學術性的期刊內,要想參考此問題之軍方和史學與政治科學界之同道,常感不便。很久以前就有朋友勸余將過去發表過的論文重新整理,編集成書,但迫於工作之繁重及為生活而忙碌,始終無法如願,不過決心要在有生之年將此工作完成。再加以十多年來,德國本土的幾個檔案中心也發展此方面(軍事顧問)的資料,有些是在結束占領狀態時,美國將以前虜獲的文件歸還給德國,也有些是新出爐者或是德國學者努力發掘的結果。另一方面,臺灣政府以前在大陸之首都——南京市——的第二歷史檔案館,過去缺乏此方面的資料,近年來正在陸續蒐集,成績已相當可觀,新資料一定會為研究課題提供新線索與新方向。

最感遺憾的是臺灣方面所能保存與所可利用的資料卻少得可憐,此可能由於政府有許多檔案,特別是存放於大溪的有關先總統之資料與國防部史政編譯局保存之文件未能有效地整理或提供給學者自由地利用,一件在我國領土上發生的大事,研究工作卻要處處仰賴國外的資料,而且外國學者也搶先致力於此項研究工作。不過由於所依據單方面資料與觀念之偏差,再加以國籍不同,常有曲解顧問使命性質及與我政府之實際關係,且有對我國家元首侮辱之情。前述馬丁博士所主編 Die deutsche Beraterschaft 一書即是由於不同國籍之學者共同撰寫,看法與解釋偶會使讀者感覺到相互矛盾與觀念不清,有前後無法連貫之嫌。最近又有大陸之歷史學者也在研究此問題,將來更會因政治環境之不同與意識形態之差異而出現另一種解釋極不相同之版本。

在此種環境與各種不同外力衝擊下,身為受三民主義教育長大的中國人,更覺有責任從中國人正確觀點去探討此項史實,企盼能有一本較完整的著作傳於後世,但個人的精力、財力都十分有限,錯誤與疏漏之處在所難免,在此謹希望史學界與軍方先進多予指教,同時更希望對此項工作有研究,有興趣的學者能夠彼此合作, 做進一步的探討,發掘更多相同的史料。

傅寶真

前言

由於交通與通訊技術不斷地改進,國與國間的關係與交往在二十世紀時,已較前幾個世紀變得更為密切與頻繁,促進彼此間的合作與互惠的管道很多,其中之一便是一國之公民以專家或顧問的方式前往他國完成某項特定的工作。此類專家顧問無論是政府官派或私人受聘,在承平與兩國關係正常時,多不會產生重大的歷史意義,足夠吸引歷史學者深入探討事實真相,至多是兩國外交史中平淡的一頁;但兩國或其中一國國內政治情勢發生變化,或國際局勢的演變足以影響現況的平衡發展,甚至現狀遭受到破壞時,顧問繼續存在或撤離國外,都可能成為外交上重要的課題與兩國關係消長的溫度計。如果在此時派遣顧問(或以私人身份)至另一國家工作,則意義更為深遠。

尤以在人類步入二十世紀後,軍事科學及其相關之技術與資源成為一國國防力量強弱的象徵,派遣或私自赴國外擔任軍事顧問一事更易變成國際政治上敏感的話題與注意的焦點。此類顧問多來自工業先進國家與軍事強國,伴隨而來的是新型或舊式帝國主義者的影響力、軍火貿易的壟斷以及經濟市場的控制等現象;在戰時更可能用以做為武器與戰爭觀念的試驗場,甚至發生戰略與政略的配屬「等問題。外籍顧問也有可能變成其本國政府或第三國之間諜,負責搜集情報與建議採取有利於本國政府之政策,造成政治的糾紛與不愉快的後果。一國的政府領袖以何種程度去信任這些外籍顧問,就要看雙方的關係,和前者對國家安全的體認以及過去的經驗。

顧問既然多數來自較先進的西方國家與民族,文化的差異、種族的偏見、語言的隔閡以及不顧現實環境將其所認為合乎標準的觀念與措施加諸於駐在國,容易導致與當地政府領袖發生爭執與不愉快的關係,難免使其技能打折扣且工作成果不易圓滿達成。再加以此類外籍客卿有些並非全心全意為駐在國的利益而工作,根據共產國家的馬克思主義學者解釋,軍事顧問是資本與帝國主義者的代理人,旨在協助外國的反動政府鎮壓群衆革命運動與推行西方國家的經濟利益,以便達到最終控制與壓榨的目標。但馬克思主義學者對於共產國家間派駐的顧問卻不做如此的解釋,反而讚揚是弟兄間友誼的表現,共同努力防止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國家對無產階級的威脅。

軍事顧問很少被學者徹底研究,其原因之一就是無論在平時或戰時,軍事合作本身就需要保密,顧問所屬之國家與工作所在地之政府基於國家安全與怕引起政治上之困擾,均不太願意透露事實的真相,由此會引起許多猜測與謠傳,事後由於缺乏直接證據與史料, 此類猜測與謠傳即可能成為後世學者研究與引用的主要資料來源。政治有其冷酷與現實的一面,一旦事過境遷或兩國關係改變後,外國顧問工作好的一面很容易被忘卻,也有可能將之歸於自身之努力;壞的影響與不愉快的關係又容易一再被曲解或誇張,使後人很難找出癥結之所在與事實之全部真相。

外籍軍事與技術顧問,姑且不論是以個人或團體組織為工作單元,出現在近代中國的歷史舞臺有一段很長的時間,從明末清初耶穌會的傳教士、滿清末年的洋員,一直到目前仍然秘密存在的各項來自國外的國防工作之技術人員,這些外籍客卿對我國現代化與國運的發展均有相當的影響力,而且與國人的關係也呈現相當可觀的獨特現象與值得研究的問題。

尤以自民國十二年至三十八年(一九二三年至一九四九年)中華民國政府統治大陸(一部或大部)期間的二十六年中,經過四個較有組織與較具規模的官方,官方與非官方軍事顧問團:俄國(一九二三至一九二七年);德國(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八年);俄國(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二年);美國(一九四二至一九四八年,中斷一段時期後,又在一九五○年在臺灣恢復,直至一九七九年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建立邦交時才告中斷)相互交替出現在中國爭取國家統一與生存最緊要關頭,其使命與國人的命運相連在一起,但有時並非緊密地站在同一陣線,常會存有明顯的利益分歧與無法協調的觀念差異,但有時也的確提供我國當時無法從他處獲得的軍事與經濟援助;有些個別顧問事後變成中國的真摯友人,但也有並未記載於我們的史册中,不久即從國人的記憶中消失;另外更有少數在當時或事後與中國為敵,所遺留下來的爭論,到現在還沒有被史家找出定論或被澄清。

本書之主題在分析民國十七年至二十七年在先總統蔣公(當時蔣委員長)麾下服務之德籍總顧問及其主要助手之生平、思想,與對我建軍之貢獻,彼等在華之服務非但對當時之中德關係與兩國間軍事及經濟合作有莫大之補益,且對委員長之忠誠與服務恰與前任之俄籍顧問(如鮑羅廷與加倫)及後繼之美籍顧問(如史迪威)成一強烈對比,然亦由於在華任務之性質,促成等與德國政府及企業界之複雜關係,此種關係在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德國國家社會黨(即納粹)執政後,愈見明顯化,本書亦附帶涉及此種關係之發展與影響之研究。同時委員長聘用德籍顧問可視為中國近代史數百年來一直利用洋人與西方優越的戰爭技術以增加國防力量,抵抗外來侵略以及用於國內統一連環系統的一部分。在此系統中,德人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為明瞭德籍顧問產生之歷史背景及其生長與發展經過,首先須分析早期在華之德人與中德關係之演變。

德籍軍事顧問與抗戰前的中德合作及對軍事的貢獻

著者:傅寶眞

主編者:國立編譯館

著作財產權人:國立編譯館

出版者:台灣民生出版有限公司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四六三五號

發行人:傅志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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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者,宥騰印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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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價新台幣: 460元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九月初版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等請寄回更換)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德籍軍事顧問與抗戰前的中德合作及對軍事的貢獻/ 傅寶眞著——初版——臺北市:臺灣民生,民87

面; 公分.--(人文社會科學叢書)

參考書目:面

含索引

ISBN 957-98174-0-5(平裝)

1.軍事援助-德國 2.中國-歷史-民國16-26年 (1927-1937年)

628.4 87012267

第一章早期在華與北伐前在廣東活動之德籍顧問

前言

抗戰前與初期德國駐華軍事顧問團正式存在的歷史雖僅有十年 (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八),然若分析其形成的背景,則可追溯到數百年以前,事實上近代中國只要有外敵入侵與內部發生戰爭,就會有外人介入,但最早期的外來參與者幾乎全是傳教士、冒險家與軍火販。德國在統一前,其境內各邦無法發展成為強有力的海權國家, 與中國的貿易額有限,來到東方的人數也不會太多,上述人物(除傳教士外)多為英、法、美與荷等國籍。但在一八七一年德國統一以後,不但開始向海外擴張,且在軍事技術的發展上亦有驚人的成就,若干較落後的國家欲建造現代化的武力,漸聘前者之軍事顧問及向其訂購武器及裝備,甚至有想借此新興力量以對抗其他強權威脅的念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雖然戰敗,但在軍事方面的聲望並未稍減,上述國家仍希望借重其軍事顧問繼續發展國防武力,再加以前者本身因戰爭後所遭遇的情況,更需要向海外找尋出路。我國當時(北伐前數年)正處在南北分裂的軍閥混戰時代,中山先生在廣東所建立的革命政府試圖尋求外援以建立本身的武力,做為未來統一中國之用,德國也是其選擇的國家之一。本章的主旨即在探討德國軍事顧問團在華正式成立前,其形成的背景,包括明清之際及清末之德國顧問,北伐前在廣東活動的人,該國在大戰後的狀況以及中山先生尋求援的內幕等。

一、明清兩代之德籍顧問

最早在華活動之德籍顧問可遠溯自明末清初之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與柯佛勒(Koffler),二人均為耶穌會之傳教士,前者協助明廷製造火砲及防衛滿州軍隊之攻擊;(註一)後者曾

替逃亡至廣東之一位南明皇后洗禮。但有組織地聘用德籍顧問係自李鴻章開始。

結論

造成抗戰前與初期德國駐華軍事顧問團形成的背景因素很多, 也很複雜,由明末清初耶穌會的傳教士至滿清末年之洋員,再至北伐前在廣東活動之秘密顧問,甚至其他在華工作之德籍人士,予國人極深之印象,希望與德國合作,共同開發新中國;但德國在大戰後本身所遭受之激烈變化,良好之中德關係以及中山先生本人之偏好更是促成後來較具規模的中德軍事與經濟合作的主要推動力量, 任何單一因素均無法足以解釋此一重要歷史事件的形成。若干馬克斯主義與西方國家左派的學者認為,顧問是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國家侵華的先鋒,派遣來中國旨在協助與鞏固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力量,榨取經濟資源與鎮壓人民革命運動,但在未來的分析中即將證明此是極端的偏見,與真正的史實大有出入。

種謠傳與欠正確之報導所混淆,真相至今無法全部尋獲,形成中國現代史研究之一缺口。蓋當時德國軍事顧問之活動相當保密,對 (雇主與受僱者)均不願暴露真相於世,是為此種缺口形成的原因之一。詳情稍後再予討論。

八、離粵之原因

林德曼之聘約於民國二十三年期滿,逐以健康為由離粵返回其第二故鄉北平,中途並遊歷上海與日本各地。(註三五)但實際離職原因絕非如此簡單,林氏旣獲廣東當局充分之信任,且其所推行之工作亦正順利之際,未能繼續留工作,其中必有隱情。然林德曼在其回憶錄中並未詳述此事,其他有關資料亦殘缺不全,以下能項分析或可有助於真相之探討。

民國二十二年中旬南京顧問團的性質開始略有轉變,色克軍首次訪華後,使德國國防軍部逐漸認為該團在華之活動,將直接有利於德國重整軍備,如能予以有限度之援助,使之在華的地位固,必可做為未來中,德軍事合作之橋樑。色氏訪華時,會帶有名隨員,克蘭(Hans Klein,後為蔣公之政治與軍事顧問)及普勞 (Preu),二人竟在廣東大肆活動。色克特於回程時亦在廣州停留數日,接受陳濟棠之款待,其結果為克蘭應允廣東當局建立一兵工廠並派遣若干軍事顧問以交換戰略原料如鎢等。克、普二氏均與國軍部之兵工署有密切關係,正可顯示德國政府部門逐漸介入交易 (稍後克蘭對南京有相似之協定),因色克特起初爲交易幕後之監護人,林德曼可能鑒於過去在德之歧見,不願與色氏及其隨員合作, 且其他軍事顧問來粵,既可危及林氏之優越地位與獨立性,又可需其置於某種控制下。此為林德曼(南京顧問團亦然)所欲極力避免者。但在民國二十三、四年間,克蘭與廣東當局之此種交易愈演愈大(甚至引起南京中央當局之反感,將於有關篇章中再予討論), 林氏之離粵,此可能亦為原因之一。(註三六)

德國外交部或駐華公使極可能說服林德曼中止廣東之工作。前二者一向堅決反對任何德籍公民未獲我中央政府許可前,為地方政府工作或與後者交易。當中央與地方政府和諧時,此種情形尙可容忍,但自民國二十三年後半期起,南京與廣東之關係隨時可能惡化, 柏林政府與駐華使館或有鑒於此,忠告林德曼及時離粵,以免捲入我國內爭之嫌。有關此時期所可看到的德方文件及林氏本人之回憶錄,並非敘述得很齊全,無法尋出真相,故難下肯定之結論。

十九軍勢將被迫而戰,(註三)如有德人在此時涉入其中,頗與德國旣定之中立國策相違,但林氏旣已接受聘請,非施強大之壓力不足以改變初衷,故陶德曼急電德國外交部長,轉請國防部長(希特勒於一九三五年底將國防軍部改為 Die Wehrmacht)布隆堡(Wener von Blomberg)出面阻止,布氏立即電林德曼(經由德國駐南京使館),謝絕二十九軍之聘。使館接電後,命一參事親赴林氏住宅, 似有非得其肯定答覆,決不離開之勢。林氏逐電覆柏林國防部表示接受命令。(註四○)自此以後林德曼即在北平過其隱居的生活,並未返德,但仍與二十九軍諸將軍保持私人聯絡。至於林德曼稍早飯已決定返回德國,經此事件後,反而選擇在北平定居,其回憶錄中並未提及其原因,實在令人難以理解。

十、參與謀刺希特勒及被處死之評論

直至民國二十九年林德曼尙在北平,撰寫其在華服務之回憶錄,但其姓名卻見於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七月二十日謀刺希特勒於東普魯士德國元首大本營失敗後,受連累之嫌疑犯名單內,復於該年九月連同為數甚多之高級將領被蓋世太保(即當時之秘密警察或稱黑衫隊)絞死獄中。當時林氏之職務為最高統帥部工兵部門之主管,軍階炮兵將軍(上)。(註一)希特勒於一九四一年大舉進攻俄國前,會召集甚多之預備役軍官復役,林德曼是否在此時被召回,尙無進一步之資料加以證實。果真如此,林氏與稍後即將提到的最後一位在華服務過的總顧問——法肯豪森,同為在中國工作過軍階較高之德國軍人,均為反抗希勒暴政而受盡折磨(法氏尙能倖存到戰後,只有林德曼犧牲掉性命)。(註四二)為了解德國軍人人(以及在我國服務過之顧問)對國家與職責所具之特殊個性,謹在此略將此次事變之背景分析於下,或可有助於未來顧問團(駐華) 與納粹政權複雜關係之探討。

德國軍人對政治素持超然之態度,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亦復如此,然由於高度之愛國意識與政府接受戰敗之恥辱條件,對於希特勒所領導之納粹黨及其所做之諾言多少寄予同情與希望。當社會愈「動亂,希特勒勢力愈增,陸軍之同情與期望亦隨之而增。當納粹黨徒以各種暴力與非法手段達成其政治目標時,陸軍本可以維護法紀與治安爲名,逮捕其領袖與解散其組織,但竟反而袖手旁觀,以致使其獲取政權。(註四三)希特勒執政初年,尚不失陸軍所望,社會秩序漸趨恢復,失業人數減低,國際地位提高,軍備獲得正式重整 (廢除凡爾賽和約之限制條款)。但希魔亦決不允許在其帝國內有獨立性之陸軍存在,當一九三八年國防部長布隆堡與一身世不清之平民婦女結婚後,希特勒乘機將其免職,自兼國防部長,是為侵入陸軍獨立性之始。以一陸軍下士,未受任何軍官教育,搖身一變而為當時世界上最優秀軍事組織之首腦人物,非但為普魯士建軍史上所未有之現象,亦為人類歷史之奇聞,但當希特勒正領導德國進入強國強兵之境,多數陸軍將領亦未便表示強烈反對。

然而希特勒貪多無厭,在國力甫經恢復之後,即轉而向外侵略,先合併奧國,再消滅捷克,就在慕尼黑會議舉行前後(一九三八年後半期),陸軍參謀長貝克(Beck)將軍欲將此魔王逮捕,交人民法庭審判,以免將來危及德國與世界和平,但其他將多表反對,認為此舉將會使國家再度陷於混亂;此亦可顯示陸軍本身因為政治問題而分裂。大戰開始後,希特勒對於軍事知識旣屬門外漢,偏偏在若干指揮與戰略問題上橫加干涉,致造成嚴重之錯誤與部隊之無謂傷亡。一九四三年以後,德軍在各戰線節節失利,若干將領認為希魔不除,德國將後患無窮。但德國軍人服從及崇拜權威性甚高,絕不肯公然反抗最高統帥,且其中並有為元首之魔力所迷者,惟一之解決方法為將希氏謀殺,然後再將重要納粹黨徒一一逮捕,方能有機會與盟軍從事有利之和談。但希氏頗有惡數未終或「天不滅曹」 之命運,僥倖逃過數次謀殺,且數以千計之優秀軍官白白犧牲掉性命。(註四四)

德籍軍事顧問最初來華時,雖値北伐成功,中國仍然面臨內憂「外患及國家分裂的危機,故彼等很難避免捲入這些漩渦中,但在近十年後的離華前,我國已具備與世界一流的日本軍事武力作戰之潛能,近百分之八十的新式武器來自德國,最精良的勁旅是由其顧問「訓練出來的,在德國專家的協助下,國內兵工廠已可製造足夠之輕型武器與彈藥,同時在委員長的領導下,基於民族大義,與愛國意識,尙能團結一致,共抵外侮,故在離華前,法肯豪森在一封致「全體顧問的函件中會表示:「......回顧近十年來在華的工作,我們感到非常光榮與自豪,總共有一百三十名的同志,其中八位為了他們的任務而喪失生命,他們是為中、德的共同利益而犧牲,我們已在最艱難的環境中,發揮了德國軍人優良的傳統,幫助我們的朋友防衛他們的生存與尊顏。 這些均將會永垂於中、德關係史中。」(註四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