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日記 著者 Peter Vladimirov 譯者 周新 發行人 王惕吾 出版者 聯合報社 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報字〇〇二九號 (1976)中華民國65年4月初版 | 黑水博物館館藏
THE VLADIMIROV DIARIES Peter, Vladimirov's secret journals of Mao Tse-tung's China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 Black Water Museum Collection
有關本書及作者背景說明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法西斯氣焰高張,希特勒藉德義日軸心作爲其謀取獨霸世界的工 具。蘇俄共黨很清楚,法西斯獨霸世界的野心意圖,與共產主義征服世界的最終目標是互不 相容的。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由於利害的衝突,最後不可避免的必有一戰之日。鑒於納粹 德軍之在歐洲,日本軍閥之在中國,從事積極擴張的活動,這個一戰之日必然不遠。到那時 候,納粹德軍從歐洲東線攻入,日本軍閥在西伯利亞夾擊,蘇俄紅軍勢必獨力難擋。因此, 在我故總統 蔣公宣布決定對日長期抗戰之日起,蘇俄共黨便極力鼓勵中共與國内各黨各派 團結一致,締結抗日聯合陣線,其用意雖在希望我國能够長期牽制日軍,削弱日軍軍力,使 之無法在西伯利亞另闢戰場,與希特勒在歐洲部分遙相呼應。但此一決定,對於當初我國抗 戰,確可大有裨益,使我可以全國一心,槍口一致對外,不致再有内顧之憂。
然而共黨狡詐陰險,變幻無定,總統 蔣公以其多年的親歷經驗,對於俄共此一決策,
不能不加謹防。在政府部門,雖然容許了中共黨人擔任若干工作,但於中共軍力所在之處, 仍不得不安排部分兵力,實行警戒。此固 蔣公之深謀遠慮,有以及之。然而當時由於共黨 的惡意宣傳,誣陷政府爲破壞抗日聯合陣線,無意識心合作,部署重兵監視共軍,並不對抗 日軍,反而槍口對內,攻擊友軍之八路軍與新四軍。甚之自稱在中國唯有共軍從事於對日作 戰。許多親共外國記者,乃至若干美國官員,以耳代目,聽信共黨躪言,肆意詆識我政府領 導之神聖抗戰,破壞我政府在國際間之聲譽,從而抬高共黨的地位。然而共黨在對日抗戰之 中,究竟擔任了一種如何的角色?究竟是誰,中央政府抑或共黨,破壞了抗日聯合陣線?究 竟是誰,並不對抗日軍?究竟是誰,擔負了對日抗戰的全部責任?政府的官方紀錄,在一般 深中共黨宣傳之毒者,固可能把它視爲宣傳資料,但一個在抗戰期間曾在延安駐留了三年有半的俄國共產黨人,却爲我們提供了一個親身經歷的見證。
一九四一年六月,俄共一直擔心的事果然發生了。希特勒撕毁了在一九三九年八月、簽 訂了還不到兩年的德蘇十年互不侵犯條約,大舉攻入俄境。俄軍節節敗退,德軍進展神速, 不到三個月,便已迫近了莫斯科。在遠東方面,日本軍閥在納粹德國壓力之下,也已調動部隊,源源開向西伯利亞邊界。
在如此情況之下,中國加强對日作戰,牽制日軍的兵力,便屬急如星火之事。而中共之與國軍合作殲敵,乃成爲對俄的最大利益。此時莫斯科方面也早已獲有情報,中共始終並未尊重抗日聯合陣線,不與國軍合作。爲了加强聯合陣線的力量,「共產國際」於一九四二年 五月,派遣了一位代表——彼得·佛拉第米洛夫 (Peter Vladimirov) 前往延安,長駐該 處,一方面擔任與中共之聯絡,同時也在蒐集有關延安方面的情報。
佛拉第米洛夫在一九三八年五月至一九四〇年中期,原任蘇俄塔斯社駐華特派員。後於 一九四一年四月再度奉派來華,至八月返國。他在延安期間,仍兼塔斯社採訪軍事新聞的特派員之職。我國抗戰勝利後,佛拉第米洛夫於一九四六年進入蘇俄外交部,一九四八年至一 九五一年任駐上海總領事。一九五二年奉派出任蘇俄駐緬甸大使。一九五三年八月在莫斯科病逝。他在中國的經歷,足可稱得是一個蘇俄的中國通。 佛拉第米洛夫於一九四二年五月到達延安,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才離去。
他到延安時,莫斯科之圍雖然已解,但在蘇俄南部,德軍仍繼續緊緊壓迫,俄軍始終居 於劣勢。在從莫斯科搭乘飛機,啓程前往延安的前夕,他所得到的指示是:「共產國際」執 行委員會已決定建立一個抗日聯合陣線。「中國共產黨的主要任務是:結束內戰,與國民黨 採取聯合行動,團結中國人民一切勢力,保衛中國的完整與獨立。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必須遵從此一任務。」
佛拉第米洛夫在延安,雖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分,兼任塔斯社記者,但他的行動也 像其他一些駐在延安的俄國人一樣,始終受到當時中共「情報局局長」康生屬下工作人員的 監視,不能隨意行動。但三年六個月不是一個很短的時間,在此期間,他還是親眼見到了很 多,親耳聽到了很多。他從到達延安的一天起,便一直保持一本日記,將所見所聞,以及他 所取得的文件,記錄下來。這部秘密日記,後來由莫斯科文學通訊社出版部譯成英文發表。 美國雙日公司最近根據該社的英文譯本加以整理,節要輯錄,在美出版,題名「佛拉第米洛夫日記」(The Vladimiroy Diaries)。
由於在這一期間,蘇俄在中國所主要關切的是在中共結束內戰,與中央政府合作抗日,以便牽制日本兵力,不致對俄發動戰爭。因此,在中共方面凡有違反此一目標之事,對於佛 拉第米洛夫,便都特別敏感。他在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六日的日記中說:據早在延安蘇俄所設 電台服務的電務員尤辛告訴他說,在一九四一年七月,蘇俄司令部通知中國共產黨,日本正 從本土把一批批完整的陸軍部隊單位運到中國大陸,集中在蘇俄邊界一帶。蘇俄司令部要求 中共八路軍給以幫忙,設法切斷通往北平、張家口、包頭的鐵路交通,突破日本部隊向此諸地點的集結。但中共未予同意。
隨着在德蘇前線軍事情勢的轉惡,中共頭目們對這批俄國人的態度,也跟着愈來愈形敵意。俄國人希望看到中共的軍隊能對日軍採取積極行動,但佛拉第米洛夫所看到的是:
「八路軍(當然還有新四軍)的部隊,早已放棄了對侵略者採取積極的和消極的行動, 儘管現在日軍正在中國南部進行瘋狂的殺戮,日本正對蘇俄作着侵略的威脅,這種情形也並無改變。
「中共部隊對日本目前正在一些地區,從事肅清共軍的行動,並不實施抵抗,他們逃入山區,或是渡過黃河。
「中共領導階層把國民黨視爲主要敵人,不遺餘力的來佔奪中央軍控制下的土地。他們
用『釣鈎 和欺詐』(英文成語,意謂不擇手段)來達到此一目的。
「中共這種黨派活動,顯然的損害到中國對抗侵略者的力量,平空增添中國人民的許多
犧牲。」
關於封鎖問題,佛拉第米洛夫在一九四二年九月的一段日記中,也寫到:「那種涕泗 交流,談到對特區施行最嚴密的封鎖的說詞,都是康生所發動的宣傳謊話。要通過特區的前線是很容易的。我們曾親眼看到了這個情形。
「到前線去了一次,使我堅決的深信,中共領導階層並無意於與日軍作戰。他們把戰爭 看做是一個建立自己基地的絕好良機,不是由他們自己的部隊進行戰爭,而是由互相對抗的
盡力拉攏。他與毛便常有晤面的機會,使他隨時都能看清毛的爲人。在他的日記中,便有多次對毛提出了類此的觀察。
在一九四二年五月至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佛拉第米洛夫留在延安期間,剛好適逢其會的目擊了兩件大事。
他是出席從一九四五年四月廿三日到五月卅一日,中共在延安舉行的「七全大會」的唯一蘇俄代表。他對中共擧行此次大會,在事前進行的安排,會中發揮整風作用的表演,以及中共各主要頭目的報告與演說,和大會對外發表的文件與實際内容的不同之處,都有極詳細的記載。
在此時期,也正是美國出面,進行調解中共與中央對立的關係,從而產生政治協商會談的時候。佛拉第米洛夫雖然並未參與其事,但他從旁觀察,得到了很多在外界所無法獲知的內幕。
他以新聞記者的嗅覺,同時也蒐集到許多有關毛澤東和他的共黨頭目,在中國共產黨成 立以來,在黨內相互殘殺鬪爭的故事。這些種種,使他對後來在毛澤東控制下的中共,產生了極爲不良的印象。據本書出版者稱,「這部日記對近年來中共與蘇俄衝突的根源,提供了 難得罕有的精湛資料。」當然,中共與蘇俄的衝突,並不能說是就在那一時期種下了因,但佛拉第米洛夫對當時延安的活動,向莫斯科所提出的報告,對毛俄的關係,無疑是有深遠影響的。
我們當然也不能忽略,俄共在我抗日戰爭期中,力主我國所有一切勢力,應建立抗日聯 合陣線,其用意只在藉以適應當時的國際情勢,凑巧顯得與我們政府站立了在一條戰線上。 不過從蘇俄爲其本身利害關係的立場,却使他們駐在延安的代表,揭開了當時毛澤東與中共在延安的內幕眞相。
誠如本書出版者所稱,「這部日記,不論是以歷史文件來讀,或是以現代文件來讀,都 提供了一個從俄國人的立場,對中共所作的驚人的新分析。它使美國對華政策——過去的與 現在的 的含意,無疑證明了是高度值得爭議的,它的精細的觀察——對個人方面的和政 治方面的 -對於中共「革命」的歷史,及其最持久的謎樣人物毛澤東,給了我們一個新的看法。」 本書全文如譯成中文,至少有四十餘萬字。譯者爲便讀者先睹爲快,特爲擇要節譯。同 時,在把英文譯成中文的過程中,許多人名、地名等雖經查對,恐仍有舛誤之處,還請讀者指正。
英文本出版者對本書介紹
這是一本有關毛澤東在中共黨內最後奪取權力的内幕記載。本日記是由一位在二次世界 大戰期間,中國共產黨對與 蔣委員長(後任國民政府主席)合作,對抗日本侵略者的問題,發生激烈分裂之時,一個派駐在毛共據點延安的俄國觀察者所記。
這本日記雖染有作者政治偏見(也許還有蘇俄方面的修改)的色彩,但對近年來中共與 蘇俄衝突的根源,提供了難得罕有的精湛資料。它的大批豐富的詳盡記述,它的第一手的觀 察,爲西方讀者對蘇俄與毛在那些嚴重危急戰爭歲月中的逐日政策關係,提供了在他們也許從所未見的最生動的一瞥。
從本書中所呈現的毛的畫像,是特別不表恭維的,然而却是那麼精緻細膩,那麼刻劃傳 神,顯得決不能斥之僅爲宣傳之作。佛拉第米洛夫曾與毛作過多少長時間的私人談話,對於他的傳奇性的 「神威」或「天才」,並無絲毫印象——而他所留下的印象却是他的最可怖
的殘酷無情和斷然的決心。他對毛的文化意識,作爲一個馬克斯主義者的品格,以及他的私 人道德,表示了最强烈的懷疑,同時强調他在中國共產黨內是專心一意的追求權力,他最後終於控制了該黨。
這部日記,不論是以歷史文件來讀,或是以現代文件來讀,都提供了一個從俄國人的立 場,對中共所作的驚人分析。它使美國對華政策——過去的與現在的——的含意,無疑證明 了是高度值得爭議的,它的精細的觀察——對個人方面的與政治方面的 -對於中共「革命」 的歷史,及其最持久的謎樣人物毛澤東,給了我們一個新的看法。
原書出版者言
本出版者並未讀過「佛拉第米洛夫日記」的俄文原文。本書係採自莫斯科文學通訊社出 版部所供應的英文譯文編纂而成。據一般讀過原稿的專家認爲,照塔斯社特派員兼「共產國際」派駐延安中國共產黨地區的代表佛拉第米洛夫所敍述的,這也許是對一九四二——四五年 期間中共與俄國關係,最可珍貴的深入觀察。本出版者希望指出,本書含有某些並不一致之 處,可能需要補充一些新的「解釋性」的資料。因此,本書應同時作爲一種歷史性的文件和 一種當代的文件來讀。
作者介紹
彼得·佛拉第米洛夫 (Peter 〔Pyotr Parfenovich〕 Vladimirov),一九〇五年 出生。他的第一個工作,是在伏羅奈茲一家農業器具廠當裝配工學徒。旋在鐵科里茲克火車 機車頭修理廠當裝配工人。一九二七年,他加入全聯邦布爾塞維克共產黨。一九三一年,他 被徵服兵役。 在紅軍中服役期滿出來,他進入莫斯科納里曼諾夫東方研究所,以優秀的成績畢業。
自一九三八年五月至一九四〇年中期,佛拉第米洛夫任塔斯社駐華特派員。自一九四一年四月至八月,他再奉塔斯社之命駐在中國。
一九四二年五月,他被派往延安,擔任「共產國際」的聯絡官,駐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部,並兼任塔斯社軍事特派員。他留在那邊,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十一月。 一九四六年,他任職蘇俄外交部。
自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一年,他任蘇俄駐上海總領事,一九五二年,奉派出任蘇俄駐緬甸大使。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日,因重病逝世莫斯科。
佛拉第米洛夫在他的日記中,同時記錄了他的個人印象和正式通信的摘錄。他這樣做,因爲他不斷受到「特區」特務組織頭目康生的暗中偵伺。因此,雜記本和日記便成爲保存譯文、「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文件、各種文章、報導、業務電報等等唯一方便而安全的方式。
佛拉第米洛夫的延安日記係由佛拉索夫 ( Y. P. Vlasov) 所編纂,卽將付梓出版。這是一本縮本的形式。
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
日本投降典禮昨天在美國戰艦「米蘇里號」上舉行。 在降書上簽字第一個是日本外相重光葵,第二個人是日本總參謀長梅津美治郎。......
一九四五年九月四日
盟國廣播說,日本的經濟狀況很艱困,並且將要持續多年。......
根據來自重慶的一項報導, 蔣主席和毛澤東已就一些政治問題,達成相互諒解。
現在,很顯然我也應該回莫斯科去。對我這麼一個軍事記者,兼共產國際駐中共「中央
委員會」的代表而言,戰爭亦已經結束了。
譯後語
今年一月間,聯合報總編輯張作錦兄,自美購來「佛拉第米洛夫延安日記」一書,要我翻閱一下,是否可以譯出,在本報連載發表。我以公餘之暇,花費了幾天功夫,仔細讀過一 遍,覺得這在當前專以揭發隱私、荒誕故事、或新聞熱門題材,爭取暢銷的美國出版界,實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書。我便決定承擔下來,着手翻譯的工作。
在最初翻閱時,對本書雖已有了一個概略觀念,並寫了一篇關於本書及其作者背景說明的文章,但現在此書全部譯竣,使我對本書又有了更深一層的體認。
本書英文本出版者說,本書記述,有時染有政治偏見。這是無可避免的。作者是蘇俄共 產黨人,自以蘇俄共黨的立場爲立場。這個立場,就是他在莫斯科,啓程前去延安之前,他 所奉到的指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已決定建立一個抗日統一戰線,並指定中國共黨的主要 任務,在「結束內戰,與國民黨採取聯合行動,團結中國人民所有一切勢力,來保衛中國的
迫得他把國共的抗日統一戰線,認眞的看成爲中蘇的共同利益——當然,這也不過是暫時性
的。
但在此時,毛澤東於「百團大戰」吃了大虧之後,早已下令停止採取作戰行動,甚至逐 漸與日軍有了暗中勾結。莫斯科軍事司令部雖幾番要求中共採取行動,配合作戰,以解西伯 利亞方面後顧之憂,而毛始終置若罔聞,反而乘蘇俄軍事危急之機,開始對王明的國際派開 起刀來。
佛拉第米洛夫也是在這個時候,以共產國際代表的名義,派到延安去的。由於德軍在俄 西部的深入,日軍在東部的威脅,造成了兩面夾擊的態勢,於是抗日統一戰線,乃屬刻不容 緩之事,而毛澤東却偏偏採取了相反的方向,而且對効忠史達林的國際派,橫加壓迫,愈鬥 愈兇。這種情形,佛拉第米洛夫看在眼中,自然愈看愈不對勁。如毛澤東與康生之謀以汞的 處方,來謀害王明,延安在整風運動期間,對黨內同志的種種迫害,對國際派的威脅,有時 怒火中燒,却因任務在身,又不能不善爲應付。有時所記心中感想,不免顯得激烈,令人有 偏頗之感。
佛拉第米洛夫固然顯得是個頗有人性的共產黨人,從他在日記中寫到他對遠在家鄉的家 人的想念(大半刪去未譯),可見他也確是個性情中人,因此,許多議論,便顯得不像是個共產黨人的說話。但從人性的立場來看,也毫無可怪之處。蘇俄共黨也不乏有人性正義之人,我們能說索忍尼辛、沙哈洛夫之流不滿人士的言論,也是存有偏見的嗎? 不過,他的日記,令人最感染有偏見之處,是在他把毛澤東的殘暴卑劣作風,以及他之所作所爲,僅在一己之私利,而以個人之權力爲目標,施以激烈的抨擊。平心而論,毛不過, 是師承史達林的典範,採取獨立的地位,來發洩他個人的權力野心,無論靑出於藍,抑或小 巫之見大巫,總屬一丘之貉。而佛拉第米洛夫以蘇俄共產黨人的地位,見不及此,便是他的 最大偏見。但本書的價值,決不因此而稍有減損。
本書英文本出版者另又指出,書中若干記載,含有某些前後不相一致之處。這也是無可避免的。因爲這是一本日記,從佛拉第米洛夫到達延安之日起,逐日記事,而非事後追述, 作有系統的記載。作者初到延安之時,多少猶如一張白紙,對當地情況,所知甚少。每日所 記,不過都是隨時所得見聞,寫下一點觀感,尚無深入的認識。以後時深日久,接觸日多, 所見日廣,所記所述,便亦隨時更改,如抽絲剝繭,眞相愈來愈明,因此乃顯得前後有了不 一致的情形。本書如循此方向讀去,自亦不覺其爲可怪了。本書譯文節譯時,已儘量將前面 部分顯屬不甚正確之處,儘多加以適當之刪除,而多加保留後面部分漸見明朗的記述。 本書之眞正價值,是在作者以蘇俄共產黨員,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戴上抗日統一戰線
的眼鏡,站在人性的立場,把他在延安的親身經歷,像照妖鏡似的,將毛澤東的爲人性格, 如何破壞抗戰,如何殘害同黨同志,種種奸詐陰謀,繳毫無遺,一一暴露紙上。其中所有記 載,大半均非外人所能得知,亦非前人所僧道過,其說服力量,決非付出任何代價,所能 遊說得來。
今天適逢總統 蔣公逝世一週年紀念之日,想到他一生以反共救國爲責志,其間頗多爲 國內外人士所不諒,尤其在抗戰戡亂期間,所受毁謗尤多,讀佛拉第米洛夫一書,徹底的暴 露了毛匪的陰險眞面貌,益見 蔣公對共黨及匪酋,明辨審察,認識之深,及其數十年來, 掌舵執政,領導國人,所循方向之正確。當年深中共黨宣傳之毒,昧於良知,爲共黨推波助瀾者,乃至至今猶對毛黨存有幻想者,應知有所愧疚警戒了。
本書英文本, 如譯成中文,不下四十餘萬字,聯合報因篇幅有限,僅譯刊其中極小部 分。茲因讀者紛紛來函,亟欲一窺全豹,特依原文,去蕪存菁,節譯成三十二萬字,列爲聯 合報叢書,由聯經出版公司刊印單行本問世,其中自一九四二年五月至一九四四年十二月部 分,由本人主其譯事,其餘自一九四五年一月至九月部分,分請林添貴、陳永綽、李玉成 兄協助譯出,併此致謝。
周新寫於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四月四日總統 蔣公逝世一週年紀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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