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拔弩張的盟友：太平洋戰爭期間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1941-1945），齊錫生 著
作者： 齊錫生
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1/05/13
語言：正體中文
ISBN：9789860277050
叢書系列：中研院叢書
規格：精裝 / 724頁 / 16 x 23 x 10.14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出版地：台灣
內容簡介
太平洋戰爭中的兩個盟友：中國和美國 兩者之間的關係， 既有密切合作，又有尖銳衝突， 為何？ 本書根據大量資料， 為讀者提供一個與傳統史學迥然不同的視野 太平洋戰爭爆發和中美建立軍事同盟關係徹底改變了中華民族的命運。 因為它不但是中國在整個歷史上第一次和西方強國締結實質性的政治軍事合作關係， 而且它在抗日戰爭的最後四年中， 使中國從一個在生死邊沿掙扎的次殖民地國家躍升為世界四強之一。 這個巨變如何產生？ 其過程有何特色？ 中美兩國處理同盟關係的基本態度有何不同？ 它們之間的互動行為對於同盟關係的效率產生何種影響？ 針對這些重要問題，本書的目的是在以大量中英文原始資料為依據， 全面性檢驗過去歷史論著的正確性，進而提出與傳統史學迥然不同的敘述， 分析和詮釋，促請讀者對這一段重要歷史進行嶄新的思考。
作者簡介
齊錫生
臺灣東海大學畢業，美國芝加哥大學博士。1967年開始在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校區）教書，1990年到香港，參與香港科技大學建校工作並任教。教學研究興趣包括國際關係理論，美國外交，和中國近當代內政外交問題。年青時業餘愛好包括做木工，修房子，修汽車，爬山，射擊等。老來還希望能夠學會彈鋼琴和說西班牙話。目前仍在做學生。
目錄
序 前言：珍珠港事變前中國之縮影 壹、中國外交處境 貳、國內情況 參、蔣介石作為中國領袖的真相與幻象 第一章 太平洋戰爭爆發及中國的反應 壹、日本攻擊消息傳到中國時 一、蔣介石個人的反應 二、中國在宣戰前的考量 三、中國無法說服蘇聯參戰 貳、蔣介石早期對於建立同盟關係的樂觀和努力 參、同盟關係的第一株毒草：對中國的排斥 一、中國對盟邦歧視的不滿 二、中國擔心被邊緣化 三、一個粉飾工作的失敗：熊式輝代表團的尷尬 四、中國對於遭受排擠反感的原因 肆、中英摩擦不斷升級 一、對英國強盜行徑的憤怒 二、緬甸與東南亞 三、中國對英國動機的疑懼 伍、中國決心親美 一、美國軍援 二、馬格魯德將軍的角色 三、美國財政援助 陸、小結 第二章 派一位美國將軍到中國戰場 壹、蔣介石邀請美國派軍官擔任中國戰區聯軍參謀長 一、蔣介石提出邀請的動機 二、對人選品質的要求 三、對職務的界定 貳、美國最初的反應：莊穆將軍的遴選過程 一、莊穆將軍之入選 二、莊穆的對華方針 三、莊穆提名程序的突然終止 參、中美對派華軍官職稱內涵的談判 一、美國把職務範圍逐漸擴大化和複雜化的過程 二、中美兩國所強調的重點大相徑庭 肆、史迪威獲得新任命 一、史迪威的入選 二、史迪威的專業素養 伍、史迪威對中國的態度 一、史迪威對其使命最初的觀感 二、中國人對史迪威任命的樂觀反應 陸、史迪威赴華履新 柒、小結 第三章 第一次緬甸戰爭：1942年3-4月——同盟國軍事合作的困難 壹、第一次緬甸戰爭在中美同盟關係中的重要性 貳、珍珠港事變前有關緬甸防務的計畫 一、中國的計畫 二、英國的計畫 參、珍珠港事變後盟軍在緬甸的合作 一、中國主動採取的行動 二、英國的反應 三、開戰初期中國對空中運輸路線的探索和美國的反應 四、中國加緊準備在緬甸作戰 肆、戰爭的初期：1942年1-2月 伍、戰爭全面展開：1942年3月 一、蔣介石視察緬甸前線 二、史迪威開始工作 三、英國的防務安排 四、仰光淪陷及其影響 五、史迪威拿到指揮權 六、史迪威和蔣介石之間開始分歧 七、英國因素再度抬頭 陸、1942年4月：戰局大變 一、蔣介石與史迪威之間的摩擦與妥協 二、戰局日益險峻 第四章 第一次緬甸戰爭：1942年5-6月——慘敗及其影響 壹、同盟國戰線總崩潰：1942年5月 一、史迪威拋棄中國軍隊脫離戰場 二、美國人指控羅卓英臨陣潛逃 三、史迪威跋涉赴印度的神話 貳、中美雙方對緬甸戰爭最初評估的差異 一、美國人的觀點 二、戰爭進行中的主要分歧 三、中國觀點的逐漸形成 參、中國憤怒的升級 一、史迪威的第一份報告 二、蔣介石最初的反應 三、蔣介石心情的大起大落 四、6月15日的重要會談 五、蔣介石企圖改變與史迪威關係的失敗——6月24日的會談 肆、中美兩國對於緬甸戰爭不同的期望 一、史迪威的期望 二、中國人的期望 三、文化和個性的衝突 伍、緬甸戰役對中國的影響 一、史迪威對中國實況的認知 二、緬甸戰敗對蔣介石的當下和長遠影響 三、蔣介石面臨的政治風險 第五章 中美關係危機迭起：1942年6-7月 壹、中國不斷高漲的怨憤 貳、中國對美國軍火和飛機供應指望的落空 一、蔣介石和史迪威6月15日的會談 二、中國長期以來對美國軍火的期望 三、中國在1942年中期對軍火要求的新動機0 參、美國飛機的移防 肆、三項要求：一個經過加工處理的「危機」 一、6月29日的會談 二、蔣介石三項要求的意圖 三、史迪威對三項要求的看法 伍、一個新危機：史迪威名目繁多的職權 一、對於危機起因互相矛盾的記載 二、史迪威不請自來的聲明 三、中國人的反應 四、原始安排的漏洞和事後的補救 第六章 居里的和解之旅：1942年7-8月 壹、居里訪華的背景 一、緣起 二、宋子文反對居里使命 三、蔣介石的態度 貳、會談初期的攻防戰 一、雙方集中火力相互攻擊 二、居里意圖改善中英關係心願的落空 參、中美關係衝突的重點 一、飛機移防和三項要求 二、史迪威的多重職務 肆、一個節外生枝的干擾：宋子文涉嫌扣留羅斯福電報 一、居里提出指控 二、宋子文的回應 三、史迪威的反應 四、電報事件對居里態度的影響 伍、居里改變策略 一、居里探索新的解決方案 二、蔣介石的回應 三、一個過渡性的安排 陸、居里使史迪威職權問題變得複雜化 柒、居里訪問的結束 一、居里的成就 二、居里訪華時的所見所聞 三、居里向蔣介石透露的信息 捌、蔣介石對居里的觀感 一、最初的反應 二、西方人就是不同 三、父子關係的比喻 四、蔣介石的綜合印象 第七章 計劃第二次緬甸戰爭：1942年6月到1943年6月 壹、早期作戰計畫 貳、最初構想：英美承諾和中國立場 一、蔣介石開始行動 二、盟邦好整以暇的反應 三、史迪威的反應和努力 四、英美同意在1943年3月開戰，以及蔣介石的反應 參、同盟國開始從承諾中退縮 一、英國興趣降低的先兆 二、美國輕聲細氣的勸告和英國暴跳如雷的回應 三、1942年尾——史迪威心情與態度開始劇烈改變 肆、同盟國在緬甸利益的對比 伍、1943年初——原始作戰計畫開始縮水 一、美國開始壓迫中國接受縮水的作戰計畫 二、玄機初顯——緬甸戰爭與太平洋地區戰爭緊密關係的開端 三、同盟國訂出新的開戰時間表：1943年11月 四、蔣介石的反應和期望 陸、1943年5月——一個不尋常的月份 一、陳納德－史迪威在華盛頓的辯論 二、羅斯福找蔣夫人進行秘密交易 三、三叉戟會議經過和成果 柒、小結 第八章 虛幻的樂觀和實質的衝突：1943年6月-1944年6月 壹、緬甸作戰計畫重現曙光 一、1943年7-8月：接踵而來的好消息 二、1943年8月底的魁北克會議 三、作戰計畫推進的跡象 貳、宋子文的失勢 一、宋子文試圖撤換史迪威的努力 二、第一回合：宋子文加緊在華盛頓的努力 三、第二回合：宋子文在印度的活動 四、第三回合：宋子文在重慶發動攻勢 五、宋氏姐妹神秘的角色 六、宋子文付出慘痛代價：被打入冷宮 七、美國的備用方案 八、1943年10月事件的正面影響 參、在開羅討價還價 一、中國在開羅會議前的準備工作 二、緬甸是蔣介石的主要目標 肆、德黑蘭會議導致計畫改變 一、美國參謀長聯席會最初反對德黑蘭決定 二、史迪威和羅斯福在開羅會談 伍、美國對緬甸戰爭的新態度 一、史迪威建議縮小緬甸戰爭範圍 二、羅斯福開始變調 三、蔣介石的困境 四、蔣介石的動機和盤算 陸、美國開始翻臉 一、第一波攻擊 二、後繼的攻擊行為 三、事關美國自身的利益 第九章 第二次緬甸戰爭（1943年冬─1944年秋）及其影響 壹、戰爭終於展開 一、同盟國的作戰目標 二、日本的作戰計畫 三、盟邦要求中國伸出援手 四、史迪威對緬甸戰爭的個人動機 五、美國的官方說詞 六、美國壓力升級和中國入緬作戰 七、緬甸戰爭和中國本土作戰之間的關聯 貳、緬甸戰爭和中國的國家利益 一、向中國運送補給品 二、戰爭時機的考慮 參、緬甸戰爭事關美國切身利益 一、太平洋戰場的日趨重要 二、太平洋戰略的明朗化 三、緬甸和美軍在太平洋地區挺進的關聯 肆、對緬甸戰爭的另外一種評估 一、中國承諾的內容 二、史迪威和中國遠征軍的貢獻 三、第一次緬甸戰爭的後遺症 四、中美兩國國家利益的相輔和相悖之處 第十章 美國爭取對全部中國軍隊的指揮權 壹、念頭的起源 一、羅斯福的官方理由 二、華萊士的報告 三、史迪威和英國人關係的日益惡化 四、史迪威令馬歇爾陷於困境 五、史迪威的窘境 六、史迪威對中國戰區的漠視 貳、史迪威對中國戰區重新燃起的興致和出奇制勝的手法 一、史迪威轉敗為勝的奇謀 二、馬歇爾的催化功效 三、馬歇爾替總統擬就的電文稿 四、羅斯福的要求 參、蔣介石的回應和提出的條件 一、蔣介石的感情反應 二、蔣介石提出的條件 三、赫爾利作為斡旋人 四、羅斯福的要求 肆、美國加緊施壓要蔣介石交出軍權 一、史迪威休假期間的閒情逸致 二、華盛頓加緊壓力 伍、蔣介石「辭職」的念頭 陸、中國轉移指揮權的步驟 一、蔣介石幕僚的建議 二、蔣介石扮演的角色 柒、8月到9月中旬的談判 一、蔣介石接見赫爾利與史迪威 二、幾項初步共識 捌、談判遇上波折8 一、租借法案物資的控制權 二、9月15日的交鋒 三、史迪威加大賭注 玖、攤牌前夕的狀況 第十一章 蔣介石和史迪威最後的攤牌 壹、史迪威撤職在歷史上的重要性 貳、羅斯福9月19日信件的來歷 參、羅斯福9月19日信件的內容和送達方式 肆、蔣介石的反應 伍、赫爾利逐漸撤回對史迪威的支持 一、蔣介石和赫爾利在9月24日會談 二、蔣介石9月25日的備忘錄 三、孔祥熙9月28日的報告 四、霍普金斯的介入 五、中國其他領袖的介入 陸、史迪威的感受和對策 一、史迪威發動攻勢 柒、史迪威9月29日以後的局部讓步 捌、羅斯福再度介入 一、白宮的補救措施 二、馬歇爾挽救史迪威的最後努力 三、羅斯福在10月5日提出妥協方案 玖、最後的掙扎 一、蔣介石斷然拒絕 二、史迪威最後的努力 三、赫爾利介入危機的過程和深度 四、羅斯福對史迪威的支持逐漸消失 五、羅斯福最後的決定 拾、史迪威在美國所受的冷落 第十二章 魏德邁的新途徑——並非太少，確實太遲 壹、魏德邁為人處事與史迪威不同之處 一、魏德邁的背景 二、魏德邁在東南亞戰區的工作經歷 三、建立在華美軍的有效機制 貳、魏德邁如何處理他與蔣介石和馬歇爾的關係 一、中國人眼中的魏德邁 二、魏德邁與馬歇爾的新關係 三、居間改善蔣介石和馬歇爾之間的關係 參、魏德邁改革的內容 一、改造中國軍事體制 二、中國軍隊應該有多少？哪些部隊應該接受整改？ 肆、魏德邁的成績單 一、指揮權及相關事務 二、美國和中國共產黨的接觸 三、一個新而務實的互惠關係 伍、日本投降前夕的中國戰區 第十三章 結論 第一部 贏得戰爭 壹、同盟國的凝聚力 貳、中美同盟的特性 一、同盟關係對於兩個國家不同的意義 二、兩國之間不同的心態和運作方式 三、同盟關係的成果 第二部 處理同盟關係 壹、政策目標 一、美國的目標 二、中國的目標 貳、觀感和假設 一、美國軍部的基本方針——小幅投資，大幅收成 二、尋找一個合理策略的理論基礎：史迪威的利益交換原則 參、史迪威對於中國政府和蔣介石的認知和假設 一、中國是否無意繼續抗日？ 二、蔣介石個人品質是中國軍事改革最大的阻力 三、中國政府和外國專家的合作態度問題 四、造成中美衝突的其他原因 肆、中國國內政治和軍事現實和蔣介石軍事改革的限度 一、中國的政治軍事環境 二、蘭伽訓練基地的優異成果 三、雲南省遠征軍的改革努力 四、在中國其他地區的軍事改革工作 第三部 中美戰時關係的總結 壹、美國政策理論上的困難 貳、政策運作的困難 參、個人因素的重要性 肆、中國的失敗與成就
作者序
本書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我的學生時代。我初到美國去讀研究院時，正值甘乃迪任職總統。當時在美國中西部所見到的，真可以稱得上是土地豐腴，國泰民安，民間充滿樂觀，學術界思想活潑。在經過了麥加錫時代的慘痛教訓後，學術界產生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蓬勃朝氣和衝勁。各種具革命性的理論和學說相繼湧出，那才是一種貨真價實的百花齊放場面。它既讓年青學生們有目不暇接的興奮，又有追趕得喘不過氣來的壓力。
我當時主修的學科是國際關係理論，由於所隨從的老師正是新理論的倡導者，因此縱使我本人只不過是一個未出茅廬的後生晚輩，然而在老師的提攜下，居然有幸和當時世界知名學者們在一起討論問題，並提交自己的論文聆聽他們的指正，並被他們採用和予以發表。對於一個剛剛進入研究院的嫩學生而言，這種機會對於我個人此後心智的發展，都有莫大影響。
與此同時，我也首次有機會接觸到大量關於中國問題的英文著作。在這種情況下，在我整個研究生生涯裡，國際關係理論是我的正經課，而中國近代史則是我的課外讀物。大約在三，四年內，把當時美國官方出版的對華外交文獻和學術界出版的專著都看了許多。而在這些課外讀物中，最引發我興趣的莫過於太平洋戰爭時期的中美同盟關係。我當時認為這些英文書籍的內容不但史料新穎，而且分析入微。特別對於我這麼一個對當時國民黨政權和蔣介石個人深感失望和滿懷抵觸情緒的年輕學生而言，在美國能夠讀到的作品，無論在宏觀和微觀層次上，都讓我感到茅塞頓開和激賞不已。我立即得到的印象是，有關這個課題的學術成果已經完全成熟，未來的學者大概不可能超越它們去做出新的建樹。
如果說在閱讀這些英文著作過程中，最初曾經有過任何一丁點讓我感到欠缺的話，那就是它們對中文資料的引用不足。比如說，許多學者在分析中美關係時都經常談到蔣介石的動機，但是又不注明史料的來源。然而由於他們那種言之鑿鑿的架勢，與當時美國學術界似乎對中美關係歷史已經形成高度「共識」的氣候，又使我自然地相信他們的客觀性和真實性。只是內心總不免被一絲疑問所困擾，那就是「他們是怎麼知道的？」，「他們的證據是什麼？」。即便如此，我仍然認為這個學術成果是豐盛正確的。至於自己心中的這個疑問，其動機並非對現有的學術成果不滿，而只是認為它是一個美中不足，是沒有提供中文資料去闡述它的論點而已。因此，即便當我最初動念要從事一點有關中美同盟關係的研究時，其目標也非常有限，只是想在現有的學術框架下，針對某些具體的歷史事件去研讀一些中文資料，把一些在英文著作裡沒有交代清楚的事件，以中文史料作為補充或是旁證而已。出於這種心態，所以在最初選擇研究課題時，都是比較瑣碎，著重歷史敘述，既缺乏整體觀，也不打算向現有的學術定論提出評判或是予以推翻。
意想不到的是，在逐漸深入研讀中文原始資料的過程中，開始發現中文資料所呈現的史實和英文著作所引述的史實不但時有矛盾，有時甚至絕然相反。這就讓我原來打算以中文資料做為補充英文著作的設想完全落空了。而且越是擴大對中文資料的研讀範圍，越是看出中英文在對歷史事件的敘述上經常對不上號。
面對這一意想不到的困境，我最後只好採用一個雖笨拙但是應該可靠的方法，那就是借鏡自然科學家們早已行之有效的實驗方法。簡單的說，科學家的發明或是發現之所以能夠成立，就是因為他們的實驗可以由別人用重複的方式來檢驗它的可靠性。換言之，如果每次用同樣的元素在同樣的條件下運作，就應該會得到同樣的結果。誠然，歷史學的科學性遠不如自然科學，但是如果用同樣的史料，至少也應該得到相近的結果才對。如果不是這樣的話，那麼一定是有其他的因素介入使然，而這種現象本身也就值得加以重視了。
基於這份好奇心的驅使，我開始試著重新去走一遍以前學者們已經走過的老路，也就是儘量去閱讀他們在英文學術著作中所引用過的原始資料。即使這些資料多年來已經被學術界廣泛接納，甚至重複引用，幾乎已經成為具有高度性權威的「定論」時，我也把原文再看一遍，不敢輕易放過。我之所以這樣做的動機，無非是想求得一個安心，指望能夠肯定地知道英文學術著作是在扎實的史料基礎上建構完成，同時也希望借此找出一個理由來說明，為什麼中英文著作之間的差距會如此之大。
這種嘗試一旦開始，才發現英文資料的閱讀工作量遠遠超過原先的估計。其中一個原因是，學術界大量著作是根據英文史料寫成，它們引用的資料來自各方面。另一個原因是，英文的重要史料在數量上的確比中文豐富。如果一位學者想要在這個領域內取得發言權的話，當然應該充分瞭解過去學者著書立說的根據是什麼。
本書作者在花了許多年時間閱讀英文原始資料後的體會，大致可以分為三方面。第一，現有的英文學術著作的確引用了大量而又豐富的史料。許多學者治史態度的勤奮和認真，使得他們能夠把歷史學研究的成績不斷向前推進。這種努力值得欽佩和借鏡。這也說明了為什麼西方歷史學家能夠佔據學術界的陣地，在世界史學界贏得主導地位。第二，某些學術著作對史實的敘述並不完全正確。它們不但經常錯誤地敘述中國史，也錯誤敘述美國史。錯誤的敘述難免導致錯誤的分析和結論，兩者都應該加以修正。第三，有價值的英文原始史料其實遠比目前學術著作所已經引用者更豐富。一部份原因是這些史料雖被廣泛引用，但是它們的重要性並未被學者們所體察。另外一部份原因是，當有些史料的內容不符合學者們預設的立場或是結論時，它們就可能被忽視或蓄意掩蓋，乃至被扭曲。
一旦有了這種體會，作者就開始相信，中文和英文對史實的敘述之所以對不上號，與其說是它們一方肯定有錯誤或是偏差，還不如說是它們沒有被學者充分地結合運用。因此，戰時中美軍事合作關係史絕非一門已經「蓋棺論定」的學問，它反而是一塊可以讓學者去耕耘的肥沃土壤。通過查證舊的史料和發掘新的史料，學者們可以有機會去重新思考歷史問題，檢驗學術成果，並進而開闊學術視野。
本書所引用的資料大致分為兩個部份：中文資料和英文資料。
中文資料部份包括三類： 第一類是戰時中國領導人的個人文件。這包括宋子文，孔祥熙，顧維鈞，陳誠，胡適，陳光甫，熊式輝，蔣介石，王世杰，徐永昌，翁文灝等人的日記或是回憶錄。在其中，近年蔣介石日記的公開當然最為重要。第二類是政府原始檔案文件。其中包括大量報告，部會間的公文來往，領導人之間的書信，電報，手諭，手稿，備忘錄，駐外機構和人員（使館和武官）的情報，請示等等。另外還有中國，美國，及其他盟邦間的外交文電，軍事計畫，戰鬥報告等等。雖然這些資料在原先都是保密的，但是在過去幾十年來已逐漸解密。第三類是歷年來以中文出版的有關中美同盟關係的學術著作，和政府重要文件彙編。
英文資料部份同樣包括三類。第一類是美國政府制訂對華政策的主要領導人的私人文件檔案。這些人包括羅斯福，居里，項貝克，馬歇爾，史迪威，魏德邁，陳納德，竇恩，和波特勒等人。第二類是史迪威和馬歇爾之間大量的無線電通訊，魏德邁和馬歇爾之間的書信來往，國務院的內部文件和指令，美國參謀總長會議的會議記錄，英美參謀總長聯席會的會議記錄，英美兩國軍方的來往文電和會談紀要，盟邦重要國際會議的記錄（開羅會議），作戰計畫草案或是決議案。第三類則包括所有的重要官方文件（國務院）和政府公報，和有關羅斯福，史汀生，馬歇爾，摩根韜，李海，霍普金斯，赫爾利，拉鐵摩爾，赫爾等領導人的雜記，日記，或訪問記錄。當然，英文中有關美國政府對華外交政策和軍事計畫的學術專著也是非看不可的資料。
依照作者的觀點，當前不少學術著作（尤其是眾多的英文著作中）存在兩個需要改正的缺點。
第一，它們雖然聲稱討論中美同盟關係，但其實著重點是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很少討論中國政府的對美政策。即使不得不談到後者時，最多也只是一筆帶過，很少能夠提出細緻的敘述或是深入的分析。更有進者，即使在它們偶而處理的過程中，它們多半只是提出假設，臆度，和猜測，很少能夠列舉事實來支持它們的說法。這種現象當然無法令人滿意。最淺顯不過的理由是，一個兩國同盟關係是一個雙方互動的關係。其中任何一方所持的觀感，認知，和所做出的決定都能引起對方的反應。而這些反應又會刺激原來一方下一波的反應。這種「反應─反反應─再反應」的行為模式，是任何想要闡述同盟關係的學者們必須掌握的基本方法。因此，假如學者們只以其中一方的目光去研究同盟關係的話，他們就無法讓讀者們真正瞭解同盟關係中極為豐富而又錯綜複雜的互動內容。不幸的是，現有的學術著作中很少著力去剖析同盟的「關係」。換言之，它們只講了故事的一半。
第二，正因為某些研究者選擇只把研究重點放在一方（美國），因此他們沒有興趣去參考另一方（中國）的資料去充實他們的敘述。最糟糕的情形是有關中國的基本史實都會有錯誤的敘述。但是這也難怪，因為有的學者根本不懂中文，但是仍然寫出大部頭的中美同盟關係著作。中文資料的完全不被引用，最後不但導致他們的史實敘述缺乏完整性和平衡性，也必然損害到他們分析的客觀性和合理性。
有鑑於此，本書最基本的願望，不是在於面向目前的學術成果去做翻案文章，也不是為了歷史上的某人某事去做專題性的更正工作，而是在中文和英文兩部份史料的基礎上，全面性地重新去梳理戰時中美軍事合作關係，希望能夠建立一個新的史實敘述，特別強調的方法論是兩國之間的互動關係。如前所言，一方的行為不但會引動另一方的反應，即使是一方對事實的誤解或是對另一方動機的誤判，也會引動一連串後繼的誤解和誤判的結果。就像是一盤棋局或是一場拳擊一樣，只有當學者們把雙方的行為和動機都充分描繪出來時，讀者才能看清楚這個活動的本質。如果關係的一方缺席或是變成隱形人，那麼讀者只會墜入五里霧中。由於本書作者認為「互動」是中美同盟關係的最重要的本質，而本書的目的是要想把這些關係以動態的方式顯示出來，因此，對於某些熟知中美同盟關係史而又細心的讀者而言，在閱讀本書時應該可以發現，本書所引用的一部份歷史事件看起來相當眼熟，因為它們早已被學者們多次引用過。但是它們在本書中所描繪的故事卻和以往的著作有重大不同之處。其原因是本書作者認為有許多「眾所周知」的史料往往曾經被多次誤用，因此需要加以重新組織，在本書中做為一個新的描述的素材或是新的立論的依據。更重要的是，本書還發掘了許多以往著作所忽略甚至是有意規避的史料。本書作者希望通過這些新史料去填補以往學術著作的局限性。本書最低的願望是把歷史的真相呈現給讀者們，進而向讀者們提供一些新的角度去分析這段歷史的重要性和複雜性。在回歸歷史原貌的工作上做出一份努力。更進一步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如果本書能夠把「前事」說得明白清楚，使中美兩國政府都能從中得到一些啟示或是吸取一些教訓，進而把兩國的關係處理得更平穩順利，那就更是本書的意外收穫了。
在本書漫長的研究準備期間，作者曾經得到許多單位的協助。在研究資料方面，中文資料部份曾多次得到地處臺灣新店的國史館同仁們的慷慨協助，不但在提供資料上服務態度專業，而且在照顧訪問學者生活的工作上也是盡心盡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贈送的出版品也給作者很大的方便。此外還使用過國民黨黨史委員會和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的資料。其他在美國的中文和英文資料部份給予我協助的有：羅斯福總統圖書館，國會圖書館，國家檔案庫，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芝加哥大學圖書館，密歇根大學圖書館，史丹福大學圖書館，胡佛總統圖書館，和馬歇爾將軍圖書館。
在研究經費方面，我在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任教時，1980年代曾得到教授研究費的補助。在香港科技大學任教時，1990年代曾多次得到慷慨的教授研究經費補助和研究假期，使我在海外的研究工作得以持續。2002-2003年度承蒙臺灣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的厚愛，聘請為該所特聘研究員一年，並提供非常優良的研究環境。2007年秋季又承胡佛總統圖書館邀請，專程到該館閱讀蔣介石日記。對於以上這些學術研究機構及工作人員的善意關懷，專業協助，和經費資助，都使我感激不盡。除此之外，作者沒有接受任何來源的補助，也沒有循由其他途徑取得任何不向一般學者開放的資料。
多年來還有一大群家人，朋友和同行關心我的研究進展，並且給予各種程度的指教和協助，在此只能向他們致誠摯的謝意。在本書定稿之前，承蒙兩位不具名的評審員對稿件做出細心的閱讀和坦陳的批評指正，使作者得以及時改正錯誤和充實內容。最後又承聯經出版社方清河先生費神在文字上提出許多寶貴建議。他們的精神支援和具體協助都是本書得以問世的重要因素。但是還是有三位人士對於本書的出版所做的貢獻，需要特別提出。
一位是鄒讜教授。我剛到芝加哥大學念書時，正值他的經典之作（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出版。多年來，我一直認為該書所展示的深刻度超過許多其他同期乃至後期的著作。他的治學態度和成就在日後的年歲裡也給我提供了一個自我期許的楷模。雖然當時依照學校課程規定，我只選修過鄒先生兩門課，但是在此後數十年中，我一直和他保持密切聯繫，也接受過他和鄒夫人盧懿□博士無盡的關懷和提攜。鄒先生更令我景仰的卻是他的為人風範。真純，無私，寬厚，謙虛，誠懇，和助人等種種君子的美德，都自然而然地在他身上流露無遺。因此，無論在道德上或是文章上，鄒先生是我一生中有幸認識的一位好老師，他的關照和鼓勵都令我懷念不已。本書寫作的原始動機可以說來自鄒先生的言教和身教。
第二位是美國馬歇爾將軍圖書館的Martha S. Gansz女士。在我去該館研讀資料之前與她毫不相識，研究工作結束後也沒有保持聯繫。但是我在該館進行研究的過程中，她所顯示的專業素養，盡心盡意的協助，主動的關切和人情的溫暖，使我的閱讀效率增加數倍。如果世上資料管理人員的工作態度和待人接物的素養都能和Gansz女士一樣的話，學術發展的速度將會突飛猛進。她是我能夠想像的最好的資料管理員和研究協助人的楷模。因此，我對她有一股難以自抑的感激，同時體會到自己是何等的幸運。
第三位是我的朋友陳永發教授。他多年來不但一直鼓勵和關心我的研究進度，而且在本書粗稿完成後，慷慨地答應為我審讀。在此後一段長時間裡，永發兄花費了大量寶貴時間和精力，提出各種修改的建議。舉凡在史證，推理，分析和立論等各方面，本書都得到了他無數的珍貴意見。作為一位同行和朋友，他對本書所提出的坦誠批評和慷慨協助，實在是作者最大的受益。
當然，本書內容還存在的謬誤之處，仍然是作者個人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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